蔣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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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第1-5任總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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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 | 男 |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 |
| 籍貫： | 浙江省奉化縣 |
| 出生： | 1887年10月31日 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 |
| 逝世： | 1975年4月5日 台灣台北市 |
| 配偶： | 蔣宋美齡 |
| 學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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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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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中正（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英文譯名Chiang Kai-shek，近代中國政治家、军事家，祖籍江苏宜兴和桥镇，生于浙江宁波奉化县溪口，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员长、中華民國總統、中国国民党总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等职务。
目录 |
名字
一如其他的中國歷史人物，蒋中正一生中有多個名字。下列是他常用的名號和稱呼。
| 性質 | 名字 | 說明 |
|---|---|---|
| 譜名 | 周泰 | 族譜上記載的名字。 |
| 幼名 | 瑞元 | |
| 學名 | 志清 | 16歲到寧波上學時所取。 |
| 名 | 中正 | 1917年至1918年之間所取。 |
| 字 | 介石 | 1912年日本留學時於自創雜誌《軍聲》中使用筆名，後成為字 |
| 拉丁轉寫 | -{Chiang Kai-shek}- | Kai-shek 是「介石」的粵語音譯。 |
| 暱稱 | Gimo | 說英語的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稱法，取自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蔣任大元帅（Generalissimo）的英語簡寫。 |
中国大陆地区很少用「中正」或「蔣中正」來稱呼蔣，而一般將其稱為「蔣介石」。在有關抗戰時期的影視作品中，常按职务称为“蔣委員長”。國民黨員則普遍接受此名；他在臺灣的正式名稱亦為「蔣中正」，或簡稱「中正」（威妥瑪拼音：Chung-cheng），如臺灣各地的文化中心名為中正文化中心、臺北市區的蔣中正紀念館名為中正紀念堂，以及臺灣最常見的路名－中正路。
蒋中正逝世後，在臺灣戒嚴時期，多用「挪抬」的尊敬寫法：「先總統 蔣公」稱呼之。但隨著解嚴後政治情勢緩和，這個寫法已少用。
早年生活
蒋中正生於1887年10月31日（清光緒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宁波府奉化縣溪口鎮（寧波西南方約33公里）一小康鹽商之家。其先祖出自周公旦之子伯齡，伯齡封於蔣，遂以國為姓。父蔣肇聰，母王采玉。九歲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王太夫人督教甚嚴，他生性活泼，喜好运动。六歲就學，十四歲以前學論語、孟子、詩經、易經、左傳、尚書，十五歲讀策論，旁涉子、史、古文辭。十七歲入奉化鳳麓學堂，開始學習英文、數學。
1905年孫中山於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革命思潮，風起雲湧，蔣自剪辮髮以明志。後得王太夫人首肯，於1906年4月東渡日本，暫入東京清華學校，結識陳其美，因而得以廣交革命志士，是為參加革命運動之始，時年方二十歲，冬天返國。1907年夏天，入保定陆军速成学校接受軍事教育，並考取官費留日陸軍學生。1908年再赴日就讀振武学校，接触到了旨在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国的革命思潮，後经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會，並得鄒容所著《革命軍》，早晚閱讀，自題「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以明志向。1909年至1911年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實習，为士官候补生。1910年在東京首次见到了孙中山。
崛起政壇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蒋中正微服回国至沪参加辛亥革命，與陳其美起義江浙，以先鋒指揮官率百餘人入浙江，於10月5日攻克浙江撫署，俘虜巡抚增韫，光復杭州。之後，陳其美在上海被舉為滬軍都督，任蔣為滬軍第五團團長，不久，全江蘇光復。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開國，是為民國元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陶成章謀刺陳其美，蔣中正怒殺之。蔣在辭滬軍第五團團長后，于3月赴日習德文，為留學德國作準備，並創刊《軍聲》雜誌，著「征蒙作戰芻議」、「軍政統一問題」、「革命戰後軍政之經營」、「蒙藏問題之根本解決」、「巴爾幹戰局影響於中國與列國之外交」等篇。袁世凱在辛亥革命后控制共和政府。1913年，宋教仁遇刺，孫中山號召討伐袁世凱，以陳其美為上海討袁軍總司令，蔣回國相助，7月在上海召集舊部，急攻江南製造局，因國際干涉而失敗。9月，各地討袁軍相繼失敗，史稱二次革命，之後，孫中山東渡日本，重組「中華革命黨」，蔣當時尚在滬秘密部署討袁軍事，乃首先宣誓加入。孫中山令蔣主持滬寧討袁軍事兼任第一路司令，負滬西進攻任務，事洩，蔣遭袁通緝，乃赴日本，旋奉命赴哈爾濱，視察東北形勢，並書告中山，述歐戰趨勢及倒袁計劃。不久，歐戰起，蔣返日本覆命。蔣在此期間研究革命哲學，最初以「弱肉強食，優勝劣敗」為心得，後經孫中山指正「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才合革命的宗旨，並提示應研究《大學》《中庸》之道，蔣於是對於學庸之研究，終其一生，未嘗間斷。1915年袁世凱推翻共和，在北京稱帝，各地爆發反袁運動，陳其美就任淞滬司令長官，召蔣回國任機務，謀運動「肇和艦」及襲取「應瑞艦」，並攻奪陸地各官署，失敗。蔣亦于1916年4月率兵攻取江陰要塞，佔領五日後退出。5月，陳其美被刺身亡，蔣在敵兵環伺中，孤身冒死收尸歸葬，為陳治喪並撰文哭之，後北上觀察政局，秋回滬。據説蒋于滬期間與青幫有所接觸。同年，袁世凱病逝。
1917年，因北洋軍閥毀《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張勳復辟，孫中山率海軍南下廣州，組軍政府，並就任海陸軍大元帥，號召“護法”，謀北伐。蔣中正撰寫「對北軍作戰計劃及滇粵兩軍對於閩浙單獨作戰之計劃」，備受孫中山讚許。蔣奉孙中山之命留上海主持黨務軍事。1918年，蒋奉命就任援閩粵軍總司令部作戰科主任職，擬定第一期、第二期作戰計劃書，並親加督戰。夏，辭職返滬，旋奉命赴閩就粵軍第二支隊司令職。冬，攻取永泰，旋奉命停戰。蔣在辭職后回滬，並遊日本，後返國。1919年發生五四運動，蔣回上海向孫中山陳述留學歐美計畫，但孫中山不同意。孫中山在此期間改組「中華革命黨」，擴大吸收黨員，成立中國國民黨。1920年，蔣奉命赴閩，參加作戰任務，陳炯明任其為粵軍第二軍前總指揮官，蔣婉拒之，后回鄉侍母。
1921年6月14日，蔣母王太夫人逝，享年五十八，蔣中正哀慟守制，孫中山電令奪情，勉其“移孝作忠”，乃赴粵桂，後回鄉葬母。孫中山所書“蔣母之墓”刻石建碑，樹于墓前。畢又赴桂，在途中撰擬北伐作戰計劃書。
1922年，蔣中正到桂謁見孫中山，商決出師日期，建議移大本營於韶州。後陳炯明有異志，阻礙北伐，蔣憂憤成疾，辭歸。夏，孫中山自桂回粵，免陳炯明職，6月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发生炮击广州总统府事件，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上，蒋闻讯後赴粤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合，协同指挥作战五十六日，8月9日脫險，随孙中山回到上海，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孫中山作序。之後奉命為東路討賊軍參謀長，赴福建整頓各軍，討伐陳烱明。1923年，孫中山將大本營遷回廣州，建立国民革命政府，对抗北洋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由於列強皆不支持孫中山與國民革命，孫為獲得表面上對華友好的蘇俄政權的支持[1]，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時实行“聯俄容共”：聘請蘇俄軍事及政治顧問，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中共官方黨史稱之爲“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2]。同年，孫派蔣為代表率團赴苏俄考察學習蘇維埃體制的政治及軍事系統。蔣在苏期间，發現苏俄不慾兌現援助革命政府的承諾並坚持认为外蒙属于苏俄势力范围，他還發現蘇俄當局“对中国国民革命没有真切的认识，而其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3]。蔣中正自此認定蘇俄乃“赤色帝國主義”，共產主義亦不適於中國。蔣將其在蘇俄三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的资料和印象，写成「游俄报告书」，寄奉孫中山。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開辦軍官學校，創立黨軍。孫中山任命蔣中正為陸軍軍官學校（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及陸軍軍官學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蔣在回到廣州后對孫中山面陈其对于“国共合作”的意见，孫中山卻认为他对于中俄将来的关系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蔣因此而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4]直至当年四月，孫中山函电催促不已，重责其“為革命党员，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而坚不准辞；复派戴季陶去奉化，转达其准许蔣不闻党政，专办军校的要求相约。蔣乃重返广州，接受黄埔军校校长的任命。廣東革命大本營移設韶州時，蔣派軍校第一隊學生，隨駕護衛孫中山。冬，革命委員會成立，蔣奉派為「革命委員會」全權委員，負責弭平商團叛亂。在粵之警備軍、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飛機隊、甲車隊、兵工廠衛隊、陸軍講武學校、滇軍幹部學校均奉命歸蔣指揮。1924年末，孫中山離粵北上與段祺瑞籌開國民會議。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在北平逝世，當時蔣正率黃埔學生與教導團官兵三千人東征，攻克東莞、石龍、平湖、深圳、淡水、平山、海豐，直搗潮、汕、梅縣。蔣在獲悉孫中山逝世的消息后在軍中發哀告全軍將士書，並回廣州祭奠孫中山，誓言：“敬遵總理遺囑、繼承總理之志、實行國民革命、至死不渝”。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后，蔣中正被任命為黨軍司令官。5月，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6月，楊希閔、劉震寰叛亂，蔣奉命兼廣州衛戍司令，回師討叛平之。時，沙基慘案起，蔣憂憤成疾，日記獨立自強標語以自針。7月，軍事委員會成立，蔣任委員，建議革命六大計劃。八月，廖仲愷遇害，人心激憤，國民黨中央組織特別委員會，任蔣為委員，負責政治軍事及警察全權處理廖案，平定時局；胡漢民出國。黃埔軍校第二期學生畢業后，黨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任軍長。10月，蔣指揮東征軍第二次東征，首戰惠州城，連戰皆捷，東江大定，12月，凱旋廣州。其時，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部及軍隊政治部發展組織，國民黨内矛盾逐漸增加。
1926年3月，「黃埔軍校」改稱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蔣中正仍任校長職，隨後發生中山艦事件，蔣相信此為共產黨有意策劃謀害自己的陰謀（中共官方黨史的記載與此相反），事變平息后，汪兆銘避嫌離粵。4月，西山會議派在上海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蔣通電反對，並建議中央請整軍肅黨，準期北伐。蔣被推舉為軍事委員會主席。6月，國民黨中央常會決議，委任蔣中正為中央組織部部長。國民黨中央全體執委及各省市海外黨部聯席會議開會決議，迅即出師北伐，並任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聯席會議還決議，中國共產黨應造送其加入國民黨之黨員名冊於中央組織部，俾消減猜疑，共同努力，完成革命，此決議為共產黨所拒。
統一中國
1926年7月9日，蔣中正于7月9日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誓師北伐；出發前，蔣發表演講，強調“如果革命的指揮不能統一、意志不能一致、努力不能團結、命令不能實行，就一定要失敗。所以大家必須犧牲個人意見，堅固團結，為中國爭獨立自由”。8月，北伐軍進駐長沙，蔣發表討吳佩孚宣言，督令各軍進攻，先後大戰於汀泗橋、賀勝橋，克之。9月，蔣督攻漢口、漢陽，克之；圍攻武昌將下，贛戰告急，蔣面授攻城機宜畢，移師入贛督師。令潮汕部隊進攻閩省。10月，軍校第四期學生畢業，蔣在高安軍次電勉之，並令畢業生悉調前方參戰。攻克武昌後，生擒劉玉春、陳嘉謨，至此，吳佩孚在武漢軍力全部消滅。蔣中正令入閩部隊在攻破周蔭人主力后赴贛參戰，先後攻克樟樹、豐城、建昌、德安、永修、撫州。孫傳芳遂乞和，蔣中正拒之。11月，攻克九江，南昌守軍負隅頑抗，蔣親臨督戰，克之，孫傳芳在江西軍力於是消滅。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移設於南昌。蔣通電各省促人民自決，先後攻克漳州、泉州，福建平。12月，閻錫山請加入國民革命軍。
1927年1月，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成立。政府會議決議中央黨部與政府暫駐南昌，在鄂各「左派」委員於蘇俄顧問支持下對此堅持反對，蔣努力斡旋，赴牯嶺邀各中委會晤，消弭隔閡。九江英兵殘殺國人，蔣遂建議對外方針，以和平不辱國格為主，並提請任命閻錫山為國民革命軍北路總司令。其時，蘇聯顧問鲍罗廷及中共決議「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同時攻擊蔣為“新軍閥”。國民政府自粵遷鄂后，汪兆銘出任國民政府主席。武漢黨政機關為中共及“國民黨左派”所控制。3月，在杭州、蘇州相機克復后，武漢政府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突免蔣中正一切公職。蔣乃在南昌發表《告黃埔同學書》，表明“革命責任，不容諉卸”，“誓必負責完成北伐”，並力勸同志“堅守國民革命立場，維持國家社會秩序，團結一致，解救民眾痛苦”。北伐軍繼而克服上海、南京。入南京時，北伐軍中之共產黨著意挑釁英人，殺害外僑[5]，英美軍艦以此為理由炮擊南京，遂形國際衝突，是為“南京事件”。蔣嚴電阻止事態擴大，靜候政府以外交方式解決。在蔡元培等國民黨元老舉發“共黨破壞革命，危害國本之逆謀”后，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決議通過“非常緊急處置案”。北伐軍于4月12日在上海采取行动，解散上海總工會等組織，抓捕处决一批共產黨員，包括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人(据國民政府記載，在此次事件中共有200餘人被處決，中共則稱有數千人被殺。中共官方黨史亦称此次事件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中正自此与共产党决裂。4月18日，國民政府奠都南京，蔣發表《告民眾書》。4月21日，軍委會自粵遷南京辦公，蔣發表《告全體將士書》。
1927年5月，蔣中正決定繼續北伐作戰方案，分全軍為三路進攻。同時組織清黨委員會，在全國各省厲行“清黨”，將中共黨員從各級政府及軍隊中清除。北伐軍先後克復揚州、泰州、滁州、蚌埠，鄭州、許昌。在清江浦克復后，孫傳芳通電下野。蔣抵徐州，馮玉祥來會，舉行徐州會議，決定聯名通電北伐，並由馮勸請武漢政府剋期取消。張宗昌派員來談輸誠。雲南易幟。四川劉湘通電歸附。蔣奉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8月，北伐軍反攻徐州失利，蔣下令退卻，並電呈國府，自請處分。當時寧漢分裂益甚，蔣為避免成爲目標，發表下野宣言，辭去本兼各職，回鄉掃墓。南京成立特別委員會，並改組國民政府。武漢的汪兆銘随后也开始清党，并驅逐了蘇聯顧問(中共官方史稱之為寧漢合流)。 广西、广东和湖南等省亦分别在李宗仁、李济深、何键、朱培德等主持下开始清共。共产党在几次失败的武装暴动后退到农村地区发展。
1927年9月，蔣中正決定出國考察外交，並研習經濟、政治、社會、哲學、軍事。28日，自滬東渡日本。10月，在日研究日本對華政策。11月，與日首相田中義一會談，告以中日兩國相處之道。蔣自日返國后，于12月1日與宋美齡女士於上海結婚。在汪兆銘于廣東成立政府后，國民政府發討伐廣東令。國民黨四中全會預備會議決議請蔣復職，並負責籌備四中全會，各方亦紛電促其再起，蔣乃決定回京。
1928年1月4日，蔣中正復職為北伐全軍總司令。迭電馮、閻及各將領準備北伐。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推蔣公軍事委員會主席。9日，扶病渡江視察前線，15日，赴開封與馮玉祥面決北伐大計，中政會決議蔣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命統歸蔣中正指揮。3月，蔣赴杭檢閱，過滬會商財政，迭令白崇禧早定湘局，合力北伐。軍官團開學，蔣以團長親臨主持。蔣並對日本記者坦白講演，盼日勿妨礙中國國民革命之進行。部署軍事畢，蔣於31日渡江北伐。4月，北伐軍進駐徐州，蔣發表《告前方戰士書》，《告全國及海外同胞書》，《告北方將士及北方同胞書》，《告友邦人士書》，並電外交部切實負責保護外僑。蔣手撰誓師詞，令駐兩湖各軍加入北伐，編入第四集團軍，以李宗仁為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國民革命軍所向克捷，連續攻克郯城、台兒莊、鄆城、韓莊、臨城、棗莊。第三軍團在魚台失利，蔣電令各軍赴援。張宗昌下總退卻令，惟孫傳芳糾集餘部尚圖頑抗。下旬，迭克鋸野、嘉祥，經西關克濟寧、滕縣、界河、魚台、汶上、鄒縣、大名。日本以“護僑”名義，出兵山東，試圖阻礙中國統一。蔣一面與日交涉，一面委朱培德為前敵總指揮，積極北進。蔣親赴界河督攻兗州，寧陽、兗州、曲阜、金鄉、萊蕪、平陰、泰安、肥城，隨後赴泰安，督攻濟南，並決定濟南克復後，即渡河追擊，不使日本阻北伐軍行進。5月1日北伐軍克濟南，日軍出阻，造成五三慘案，國民政府外交特派員蔡公時遇害。3日至5日，日軍在濟垣滋擾挑釁，向北伐軍襲擊，蔣嚴戒北伐軍勿予還擊，並嚴令入濟南部隊，於三日夜退出城郊;並派員與日軍師團長福田商約束部隊，未得要領。日軍仍繼續放槍發炮，並引張宗昌以飛機炸北伐軍司令部，蔣為完成北伐，忍辱勿較，限令北伐軍星夜渡河，僅飭留李延年步兵團駐守。6日移節黨家莊，繼續提兵北進，並籲召汪、胡回國，又切告奉系“早日覺悟”。日本阻礙北伐之陰謀於是粉碎。在連克平陰、禹城、石家莊、臨沂、德州、定縣、張家口后，蔣進駐石家莊督師。克復保定。蔣在軍次，預籌裁兵方策及國防計劃。6月，張作霖出關，被日軍遣人阻擊於皇姑屯斃命。
克復平津後，蔣以任務完成，回京，提請解除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中央挽留。蔣呈請設裁兵善後委員會，並迭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琛徵求意見，以期協調一致，實施裁兵。7月，蔣赴北平，祭奠總理孫中山，並往南口追悼陣亡將士。發表整軍意見及裁兵方案，並決定由第一集團軍率先裁編，以為之倡。回京促開五中全會，以推進建設。8月，蔣主持舉行北伐全軍陣亡將士追悼會。籌開五中全會，糾紛迭起，蔣赴滬斡旋，終於開幕，決議開始訓政，推行建設等要案。全會通過國民政府之組織，並推蔣任國民政府主席。1928年10月10日，蔣就任國民政府主席職。五院組織成立。蔣發表訓政時期施政宣言。成立法制局。設置外交研究委員會，研究廢止不平等條約的步驟。宣告關稅自主。11月，制定國璽，實施禁煙。蔣出巡蘇、魯、皖各地，檢閱軍隊，並考察地方政教及民生利病。美國首先承認中華民囯關稅自主，各邦交囯均贊同，惟日本則極端反對。12月，控制東四省的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通電服從國民政府，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得到了统一。
訓政中國
1928年，蒋中正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他保有前者至1931年，保有後者則至1946年間。
1928年到1937年这十年，在华东等地区中国的民族资本获得长足的发展，被稱為「黃金十年」。国民政府藉外交手段處理了一些割讓租界的問題，收回部分外國在華享有的特權，積極進行了法律及刑罰系統的現代化、穩定物價、償還國債、改革金融及貨幣系統、鋪設鐵路及建設公路、建立電話網絡，改善公共衛生設施、立法對抗毒品交易，以及提高工業及農業生產。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也有長足進步。除此，蔣氏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強調儒家道德價值，並且推行國語作為標準語言，推行卫生的现代生活方式，希望能在共产革命最活跃的江西省建立新秩序。
蒋中正名義上掌控全中國，但各省實力派軍人各懷異志，國民政府對邊遠省份的影響力很弱。1929年蒋召开编遣会议裁军，冯玉祥，阎锡山，陈济棠與李宗仁等人不滿自己的军队被削弱，遂擁汪兆銘爲首在北平另立中央，中原大戰在1930年爆發，近二十五萬人員傷亡。在張學良帶兵入關支持蔣中正后，馮閻及桂係的軍事反蔣同盟即告瓦解。同年，蔣正式受基督教洗禮。1931年，國民會議在京集會，宣佈訓政時期約法，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宣言。反對召開國民會議的胡漢民則在粵成立“軍政府”，胡汪聯合反蔣，粵桂等省處於半獨立的狀態並處於與與南京政府交戰的邊緣。日軍于9月18日突犯瀋陽，侵佔東三省，正在南方“剿共”的蔣中正聞訊后，書立遺囑，決心抗日，並立刻囘南京籌商禦侮救國之計。中共趁機加緊發展，在湘赣等地建立起多个“蘇區”並不斷擴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亦在11月宣告成立(首都设在江西瑞金)。國民政府面臨“北有日軍、南有共軍，交相呼應，同時進逼”的危局。各地軍人亦各自爲政，不聼中央調遣，山東韓復渠與劉珍年、陝西楊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衝突，蔣費盡心機，居中調停。1933年12月，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與中共密謀，在福建組“人民革命政府”，迅被平定。1934年，蔣親自指揮對“中央蘇區”的清剿，擁有優勢兵力且得到德國軍事顧問相助的國軍採取步步爲營的戰法，击溃了紅軍主力，使之放弃了江西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及其他南方根据地，向北撤離至接近蘇聯的中國西北地区(中共党史称之为長征)。中央军遂借追擊紅軍的機會进入了長期處於半独立状态的西南各省军阀的地盘，南京政府的势力自此进入云贵及四川。至此，蒋大体统一了中国本部。国民政府在1936年制定了宪法草案(五五宪草)，并准备召开立宪国民大会实行宪政，结束党治，还政于民。但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在1937年全面爆发。
抗日戰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國東北地区，随后扶植起满洲国傀儡政权。东北军政领袖张学良对此并未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在中共居中策動下，各地學生紛紛入京請願對日宣戰；蔣分別接見，曉以大義而慰遣之，並力戒軍警勿與學生衝突。國聯通過對日軍侵佔東北決議案。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開會，胡漢民等堅持要蔣下野。蔣遂辭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等軍政各職，離京回鄉，這是蔣第二次下野。
1932年1月，日軍進佔錦州。孙科和汪精卫爲首的政府无法应付混乱的局面，陳友仁等高唱對日絕交宣戰論調，外交、財政均陷絕境，蔣發表「獨立外交」演講，痛切指陳宣戰之弊害。日軍于同月侵入淞滬，第十九路軍就地抵抗，「一二八」戰事爆發。蔣以辭職在野之身，奮赴國難，密電各軍積極準備抗日。國民政府遷都洛陽。蔣密令何應欽指揮第十九路軍作戰，並密令張治中率第八十七與第八十八兩師加入淞滬抗戰。3月，四屆二中全會在洛陽開會，決議任蔣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負責救國。日本方面知中國決心持久抗戰，乃勉從國聯調停，撤兵言和。
1933年1月，日軍攻破榆關，中共則在江西擴張。蔣中正籌劃應付日、共軍呼應夾擊之對策，決定“對外積極準備，對內加緊剿共”。並屢次講演發揚民族精神，以奠定抗日最基本之根基。2月，日軍對熱河開始進攻。國聯決議不承認偽滿。蔣一面派兵北上防日，一面加緊剿共，並密籌對日宣戰與封鎖之準備。3月，承德失守。蔣北上佈置。日軍又侵，長城戰起，蔣進駐保定督戰，第二、第二十五軍予敵以重創。蔣制定反攻古北口計劃，確定華北作戰方略，至北平開軍事會議，解除張學良之軍職，部署周妥後回京。4月，日軍謀與偽滿聯合進攻多倫，察省危機。江西新淦為共軍所陷，軍心動搖，局勢險惡。蔣赴贛主持剿共軍事，力挽頹勢。屢次告誡高級將領，說明長期抗戰方略與決心。召開軍事整備會議。召開各省保安會議。督修蘇、皖、浙各省公路。完成長江九省電話網。6月，「塘沽協定」簽字，蔣通電各將領，明恥教戰，矢志禦侮，並指示停戰後應注意善後之點。蔣在６月３日的日记中表明心迹：“我屈则国伸，我伸则国屈。忍辱负重，自强不息，但求于中国有益，于心无愧而已”。同月，密令購備裝甲汽車、坦克車等武器。中、美棉麥借款簽訂成立。7月，廬山軍官團訓練開始，蔣親赴牯嶺主持訓練事宜，講演「廬山訓練與革命前途」、「革命軍官須知」、「仁民愛物」、「革命軍人成功立業之道」及「帶兵練兵教兵用兵之要訣」。8月，籌劃對日開戰時國府遷都西北之準備。9月，令中學以上畢業生實施軍事訓練。趕築西北公路。籌備洛陽航空分校。10月，在南昌召集各將領會議。杭（杭州）江（江山）鐵路建築完成。八省糧食會議開會。規劃建築江防海防各要塞。11月，令召集蒙古青年受訓。令妥籌移民辦法。令切實整理田賦。
1934年，蔣中正以「九一八」事變及淞滬戰事後，日本軍閥侵略華北日亟，於是在病中口述《敵乎？友乎？》一文，囑陳佈雷筆錄其詳，而以徐道鄰名義發表，警告「日本今日之冥行不顧，有類於狂夫之趨井」。同時曉喻國人：「中國則應堂堂正正，秉持正義，救人兼以救己。如其形勢可能，且當為日本開覺悟之路，不必存投石下井之心。」。[6] 同年7月，蔣在成都計劃峨嵋訓練團。8月，主持峨嵋訓練團，前後畢業兩期，講演「川滇黔革命歷史與本團的使命」、「總理遺教六講」、「軍隊基本訓練要點」、「現代國家的生命力」、「全國總動員要義」、「正式的軍人」、「自信心與氣節之重要」。日軍懼蔣整頓西南，四處威脅，令特務機關到處滋擾。9月，劃配四川各軍防地，嚴禁軍人干涉行政財政，打破已往割據分裂之積習。整理四川地方鈔幣，由中央發行公債收回之。10月10日，蔣發表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之文。日知威脅不成，提出華北五省特殊化口號，策動華北獨立，脫離中央。蔣由川飛陝，巡視豫、晉，與閻錫山會商安定西北計劃。12月，第五屆一中全會開會，蔣提出對日決策之基準：「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經全會通過而宣言之。實施法幣，禁用銀幣，統一全國幣制。發展川、黔、湘、陝、甘、豫連貫公路。
1936年1月，蔣中正派員赴歐接洽經濟合作，以利國防建設。宣佈國難時期教育宗旨，接見日大使有吉明及其武官磯谷，直接商談中日交涉。2月，令速加強全國鐵路與公路建設。修正民眾訓練主旨及實施要領。日本發生政變。3月，令清剿晉共，並加強綏遠防務。視察江防海防工事。在陸軍大學講演「中庸之要旨與軍事基本學理」。頒布軍人讀訓。4月，蒙（外蒙）、蘇議定書發表，囯府一再提出抗議。晉共剿除告一段落，蔣再赴川、滇、黔，計劃西南國防。5月，國民政府頒佈憲法草案，蔣出席高級行政人員會議，講演「建國的行政」，闡明管、教、養、衛為建國工作之要點。日本破壞海關緝私，並增兵華北，囯府一再提出抗議。指定「國民經濟建設方案」，奠定長期抗戰基礎。6月，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謀打抗日旗號組「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史稱「兩廣六一事變」），稱兵入湘，蔣命國軍星夜出動，阻叛軍於衡陽以南。創辦所得稅。籌設農本局。計劃鐵路與公路聯絡辦法。7月，廣東空軍來歸，粵將領余漢謀等通電擁護統一，反對陳濟棠、李宗仁武力割據。二中全會開會，蔣講演統一救國之必要，並提組織國防會議案。全會決議撤銷西南執行部與政委會，並改任兩廣軍事長官。陳濟棠辭職下野，粵局平定。佈置綏遠攻勢防禦。8月，調整滇省軍事，改組黔省政府。蔣蒞廣州，處理粵省軍事政治善後，並勸導桂省服從中央。嚴戒國軍在江西附近各部隊，不得與桂省啟釁，後又命國軍退後五十里，以示誠意。粵漢鐵路通車。9月，令督各省編練壯丁。桂軍事當局（李宗仁）接受中央新任命，桂局大定。日提五條件，蔣回京商決對策，並電戒各省作對日交涉破裂之準備。次子緯國赴德國留學。10月，對日反提五條件，表示抗日決心。檢閱全國童子軍。巡視豫、陝，駐節洛陽，督剿殘共。五十壽辰，全國發動獻機祝壽。11月，派陳誠入晉主持綏防。派員分赴各省校閱保安隊。蔣蒞太原，督攻蒙偽。克復百靈廟。12月，進駐西安，召集各將領在西安會談，並嚴督張學良、楊虎城加緊進剿陝北的中共紅軍。
蔣中正雖然從情報中獲知中共主力在到達陝北后與与当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交往密切，但對張學良的忠誠並無懷疑。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突然發動“兵諫”，向蔣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联合抗日等要求，史稱“西安事变”。張學良本以爲會得到蘇俄的政治和軍事上的支持，繼而組織以自己為核心的聯合政府，不料蘇俄當局公開強烈反對他的行爲。本主張借機殺蔣的中共在收到斯大林的相關電令后轉爲主張和平解決事變。經宋美齡，宋子文，端納及周恩来等人的斡旋，蒋在12月24日被釋放，西安事变和平落幕，蔣回京時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歡迎。[7]蔣在12月嚴冬中遭遇西安變亂，單衣越牆攀岩，倉皇逃難，傷及脊椎與腰部，身心受創甚巨，心力交瘁。隨後，蔣回溪口休養半年，托付秘書陳布雷參考蒋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及相關人士的口述編著《西安半月記》，並為宋美齡自述的《西安事變回憶錄》校正。西安事变雖和平落幕，但剿共工作卻功虧一簣，影響日後中國歷史發展極為深遠，讓蔣惱恨不已。西安事变后蔣中正对国民党元老张钫说: “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杨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 ” 東北軍在事变之后處於群龍無首的狀態，遂被國民政府改編，國府對西北的控制也得以加強。中共与國民政府达成协议，中共宣佈解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並停止“土地改革”，将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成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政府則通過“根絕赤禍案”，停止軍事剿共，為改編后的中共軍隊撥發軍餉(中共官方党史所稱的“国共第二次合作”至此开始)。華北形勢日益緊張。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发生，蒋中正在江西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對日軍挑釁的退讓底綫。同時間，国民政府开始将重要的设施、人力向西南迁移，使西南成为日后抗战的大后方。然而日本方面並不把蒋中正的政府和軍隊放在眼裏，聲言“三月亡支(“支那”是日本當時對中國的稱謂)”，認為攻下京滬就能讓中國屈服。八月，蔣派遣五十萬精銳部隊赴上海防守。8月13日，大规模對日抗戰在淞沪战场全面爆發(淞沪会战)。在缺乏运输工具和先进武器的情况下，二十五万名国军官兵相继阵亡，隨後，11月11日，國軍撤離上海。12月1日，蒋把政府遷往內陸的重慶，並將工廠、企業等遷入川陜復工生產，以作全面長期抗戰的準備。12月13日，日軍攻入南京。年底，日本透過德國向中華民國提出和議，被蔣嚴詞拒絕。蒋中正在主要沿海城市被占领，经济资源和财政收入不断告急的情况下，抵制住了政府内部求和派的压力，投入百餘万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坚持抗战，尽全力尽量阻止日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欧洲慕尼黑会议后，蒋中正彻底放弃了通过谈判手段结束中日战争的希望。
1938年春天，日本發表“爾後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的聲明，大量增兵進攻中國。3月29日，中國國民黨於武昌举行全国代表大会，蒋被推举为总裁，發布“抗戰建國綱領”，明示一面抗戰一面建國的主張，組織“三民主義青年團”，號召全中國青年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而努力，並通過設置“國民參政會”，作為戰時最高民意機構。4月，國軍在臺兒莊大勝，史稱“臺兒莊大捷”。5月國軍撤出徐州，6月黃河決口，阻擾了日軍的進攻。10月25日，國軍撤離武漢。12月，主張與日本媾和的汪精卫自重庆出走河內，蔣發電報給香港大公報的張季鑾，希望輿論對汪寬留餘地。12月29日汪發出“艷電”，決定提倡“中日友好”，蒋正式加以譴責。
1939年元旦，中國國民黨決議開除汪精衛的黨籍。二月，日軍攻佔海南島。蔣於國民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中，受推舉為議長，提出“如何建立民主政治”的報告，期望在抗戰期中也能夠同時樹立民主政治的基礎。三月，蔣於重慶青木關創“中央訓練團”。五月，日軍發動空襲，總計對西南大後方投彈六萬零一百七十四枚，中國戰時首都重慶受創最烈，尤其5月3，4日，落彈上萬枚，傷亡慘重。蔣在日記中寫道：“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及抗戰之言，更增余之樂觀與勇氣矣！中華民族之志氣……殘忍暴行豈能脅制！”。九月，蔣親手訂定“縣各級組織綱要”，作為實施“新縣制”的藍本，此綱要對日後蔣在台灣實施的地方自治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1940年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傀儡政府，並與日本簽訂密約，蔣嚴正駁斥，並明令通緝。同年夏天，法國被德國攻陷，英國亦岌岌可危，日本趁機脅迫英法關閉滇緬公路、滇越鐵路，使國軍對外交通盡被封鎖，抗戰局勢更加危急。在抗战期间，国共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军事冲突，尤其是“皖南事变(又称新四军事件)”后，蒋中正以新四军偷襲國民黨軍队為由，包围歼灭了新四军军部，并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国共关系不断恶化。
1941年6月，德國突擊蘇俄，之後美國仍與日本談判，希望能促使中日議和，蔣電告美國政府，不得犧牲中國以謀求對日本妥協，要求日本必須從中國撤兵及歸還侵占中國之土地。美國政府隨後停止了對日本的戰略物資供應，並要求日本在只承認蒋中正領導的國民政府(與日本人扶持的南京汪精衛‘國民政府’相對)的前提下無條件退出全部中國領土。12月7日日軍突擊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发。中國與美英等國同時对日正式宣战，中國成為同盟國成員之一。
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26國在美國華盛頓簽訂反侵略共同宣言，蔣受推舉為同盟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指揮中、泰、越等地區的同盟國軍隊作戰。1月4日，國軍在長沙大勝日軍，滅敵五萬七千人，史稱“長沙大捷”，蔣在日記中寫道：“日本侵略南洋，可謂戰無不利，功無不克，而獨在長沙之役受到最大慘敗，於是英美政府及其輿論，方知日寇之強，乃反應我國之不弱，公認我五年抗戰之艱難非若期預想之易易也！”。二月，蔣與夫人宋美齡訪問印度，與甘地·尼赫魯會談戰時合作，戰後獨立事宜。隨後，赴緬甸視察中國派出的遠征軍。4月，英軍主力七千餘人在緬甸仁安羌遭到日軍襲擊，中國軍隊前往救援，經二天激戰，使英軍全部脫險。但隨後日軍集結反攻，英軍悄然撤退，約瑟夫·史迪威將軍逃往印度，遺下中國軍隊孤軍奮戰，蔣於日記中寫道：“史迪威……任令我軍流落受害如此之甚……近年來當以此次所受英美人士不德不信之刺激為最甚也！”。六月，蘇俄在新疆以兵力脅迫盛世才，企圖完全控制新疆，盛世才電告蔣，願意歸於中央政府。八月，蔣親自巡視西北。十月初，蔣敦促美國率先自動放棄“對華不平等條約”，10月9日，美英兩國通知蔣，願意與中國談判締結新約。蔣在日記中寫道：“接獲美英自動放棄在我國治外法權，重訂新約之通告，此乃總理革命奮鬥最大之目的，而今竟將由我手中達成，中心快慰，無以言喻”。十一月，受过美式教育的蒋夫人宋美齡應美國總統羅斯福夫婦之邀，前往訪問，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演講，受到热烈歡迎，報紙稱宋美齡“已征服國會，而感化無數美國人傾心於中國”。美國朝野普遍认为蒋中正及其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希望之所在。雖然蒋中正在中國推行的的訓政與美式民主有很大差距，但是由於同為同盟國盟友，當時美國政府、國會、一般民眾對於蒋中正頗有好感。也因此，中國此階段的國際地位有了大幅提升。
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簽訂“平等新約”，隨後各國陸續與中國重定新約，危害中國百年的不平等條約自此廢除。蔣於三月著《中國之命運》，敘述不平等條約的由來、國民革命奮鬥的過程、與今後國民努力的方向。8月，國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10月，蔣繼任國民政府主席，並與美英蘇聯合發表“四強宣言”，共同擔負戰後國際和平安全的責任。11月18日，蔣偕同夫人前往埃及參與開羅會議，主張“所有日本竊奪之中國一切土地，如滿州、臺灣、澎湖，均應由中華民國恢復之”，“日本之國體待戰後由日本人民自行決定”及“扶助朝鮮與安南獨立”，並對美國總統羅斯福明白表示：“中國對泰國、緬甸、越南等，沒有領土野心”，“戰後中國不派兵佔領日本本土，而由美國獨自佔領”以排除蘇俄派兵日本本土。會後中美英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此時蒋中正得以與羅斯福、邱吉爾和斯大林并列，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國主要領導人之一。美國認為蒋中正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是重要的盟友，可以藉由牽制侵華的日軍方式有效縮短戰爭，但由于美国的“先欧后亚”的战略，相對于美國對英國的援助，中國所得到的美國軍援物資數量很少。蒋中正與美國的駐華聯絡官約瑟夫·史迪威將軍在戰爭戰略與戰術乃至性格皆不相合，两人關係日漸惡化。美國罗斯福總統权衡利弊，将史迪威召回美国，由魏德邁將軍接替其职务。不過，蒋中正和美囯政府之間的关系因此產生間隙。
1944年春天，日軍秘密與蘇俄妥協，自東北調動五十萬兵力，發動“一號作戰”，趁國軍精銳部隊調往緬甸作戰之際，展開猛烈進攻。蔣提出“十萬青年十萬軍”，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從軍，二個月內已超過十五萬人。十二月初，日軍攻陷貴州獨山，四川岌岌可危，所幸數日後收復獨山，局勢才告穩定。
1945年2月英美苏三国领袖秘密签署了雅尔塔协定，其中部分内容侵犯中国主权。根據此條約，蒋中正迫于形势，與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斯大林承诺在战后只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则有条件地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8月，日本廣島、長崎遭美國原子彈轟炸，苏军随即出兵占领中国东北。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無條件投降。蔣於翌日發表抗戰勝利廣播，《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書》，宣示“以德報怨”政策，勸勉國人不念舊惡，不對日本採報復措施。9月2日日本向中、美、英、苏等同盟国無條件投降，给中国带来巨大损失的抗日战争至此结束。9月4日，蔣發表《抗戰勝利告全國同胞書》宣示“建立三民主義新中國、推行民主憲政還政於民、實施軍隊國家化”三點建国方针。
国共再战
- 主條目：國共內戰
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並跻身五大国之列，清末以来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得以废除，並與世界各國重定平等新約。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在沦陷区的统治已濒于瓦解，而共產黨在却得以在敌后農村地區進行游擊戰和广泛的政治动员。共产党的正规军队由抗战初期的5万餘人，大幅发展为抗战结束时的127万餘人（大约是国民党军队的1/4），地方部队（民兵部队）达268万餘人，與國民黨形成了此消彼長的局面。抗战结束后，蒋所領導的國民政府更深受貪污腐败及通貨膨脹問題困擾。为避免内战，国、共在美国调停下签署了《雙十協定》，但蔣對共產黨的誠意不抱幻想，他在1945年10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共党不仅无信义，且无人格，诚禽兽之不若也”。由於国、共两党的意识形态不可调和，加之国、共都相信可以用军事手段消灭对方，“动员戡乱”的内战（中共称之为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之为抗共护国战争）很快爆發。[8]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還都南京，蔣前往中山陵謁祭國父 孫中山先生，祭告凱旋。隨後前往淪陷十四年的東北視察。10月21日，蔣偕同夫人飛抵台北，參加台北中山堂舉行的台灣光復一週年紀念大會，受到台灣民眾的熱情歡迎，並在台停留八日，遊覽日月潭等地，蔣於10月26日的日記上寫：“台灣尚未被共黨份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計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同年11月15日，在共产党缺席、但国大代表總數仍達到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制宪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11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向大会提出《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由大会主席团主席胡适接受。12月25日三读通过，于当天闭幕式中由大会主席递交国府主席。
1947年元旦，中華民國憲法頒佈。11月，選舉行憲後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12月25日憲法正式施行，中華民國進入憲政時期。。
1947年2月，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蔣依時任台灣行政長官陳儀的請求，派遣第二十一師劉雨卿部隊前往台灣进行武力镇压，同時也派遣監察使楊亮功前往調查事件真相，尽管蔣於3月13日電告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但最终还是造成了台湾大量平民的伤亡，这也是后来产生台独主张的原因之一。
1948年3月29日，行宪后第一届国民大会召开并选举首届总统与副总统，蒋中正被選為中華民國行憲後第一任總統，於5月20日就任。隨後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4月18日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於同年5月10日施行。8月，大陸地區改革幣制失敗，9月濟南戰役失利，軍事、政治、經濟及外交等情勢逆轉，國軍在遼西會戰、徐蚌會戰、平津會戰中损失了大部分主力，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要求蒋中正下台。
1949年1月10日，蔣派其子蔣經國前往上海會見中央銀行總裁，將中央銀行存金移往台灣。11日，蔣致電陳誠，指示治臺方針六點。隨後，蔣指示陳誠在台灣實施三七五減租，發布戒嚴令以嚴整社會秩序，實行幣制改革以緩和通貨膨脹，為中央政府遷台開拓安定的局面。21日蔣發佈“引退文告”，由副總統李宗仁任代理總統，與共產黨進行和談。蔣下野後，返回故里奉化溪口，自我檢討，研究黨務改革方案，指出國軍有27項重大缺失，隨後決定了補救方針，包括：從黨務革新下手、以台灣為新軍事基地、對外爭取奧援、遷移中央政府於台灣。李宗仁等人曾多次要求蔣出國，蔣表示：“他們要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只要中國尚有一片自由之領土，保持獨立之主權，不信中（中正）無立足之地”。李宗仁議和失敗，在國府拒絕了共产党提出的投降条件后，4月共军渡过长江。蔣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前往上海、舟山群島等地督戰。6月18日，蔣在日記中寫：“余必死守台灣，確保領土，盡我國民天職”。8月，美國政府發表《對華關係白皮書》為美國對華政策徹底失敗辯護，並嚴詞批評蔣。8月3日，蔣以總裁身份訪問韓國，與韓國總統李承晚發表聯合聲明，組織“反共聯盟”。蔣在台灣草山（陽明山）成立總裁辦公室，隨後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訓練幹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要員、國大代表、學者專家及國軍各部陸續撤往台灣。10月，國軍於金門迎擊中共的人民解放軍，全殲敵人，史稱“金門戰役”(“古寧頭戰役”、“金門大捷”)。12月5日，“代總統”李宗仁託病自香港遠走美國。蔣協助國民政府安遷台灣後，搭機飛往重慶、成都指揮最後的抵抗。12月10日，中共的人民解放軍包圍成都，蒋中正與蔣經國在最後一刻，乘軍機飛往台灣，自此而後，蔣未再踏足中國大陸。
台灣時期
1950年中華民國政府多次電請在美國的代總統李宗仁回台主持政務，李宗仁回覆以“醫囑不宜遠行”為由，滯留美國。在國大代表及各界人士的勸進下，蒋中正於3月1日在臺北復行視事，履行中華民國總統職權。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聲稱：“盟國對中華民國統治台灣四年的事實已予接受”。關於台灣主權的問題，蒋中正在革命實踐研究院演講時表示：“台灣的主權是沒有問題的，只是有一些法律程序還未完成，須待對日和約的簽訂”。由於美國對中華民國政府採取“袖手旁觀”政策，蔣為了重整軍備，向日本聘請軍事顧問人才，稱為“白團”。1月6日，故宮南遷文物順利運抵台灣，暫存台中。6月，“韓戰”爆發，美國恢復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軍事及經濟援助，並派遣第七艦隊協防台灣，自此，中華民國轉危為安。7月，蔣進行國民黨的黨務改造，確立國民黨屬性為“革命民主政黨”，並在農林工商文教等機關團體建立黨組織，任命蔣經國為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主掌軍隊、政工、情報及指揮對大陸游擊戰，憲政方面，維持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之體制，並開始實施地方自治。
1952年4月28日，中華民國與日本簽訂中日和約，12月2日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為台灣建立了軍事安全保障，隨後正式展开了各項改革、建設台灣的措施，包括：
- 土地改革：实行“三七五減租”改善租佃制度，“公地放領”將公有土地移轉為現耕農民所有，“耕者有其田”徵收放領私有耕地，創設自耕農戶，促使台灣農村復興，並實施“平均地权”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所得用來擴大社會福利建設，促使農村的人力和資本向城市中的工商業移動，實現了孫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
- 地方自治：制定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使各縣市以下各級政府首長與民意代表均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這在中華民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 普及國民教育：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擴展高等教育，建立完整職技教育體系，使台灣人力素質得以提升，成為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因此而造就了日後的台灣經濟奇蹟。
- 發展各項經濟建設，擴大社會福利建設：興建國民住宅，辦理低利貸款，鼓勵外資、私人投資。
- 維護與發揚中華傳統文化，整理保存文化遺產，矢言建設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作為反共復國的自由基地。
蒋中正于1954年5月20日的總統選舉中再度當選中華民國總統，隨後以修改臨時條款，總統得不限次數，連選連任；遂於1960年、1966年、1972年繼續連任。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制定的中華民國憲法虽然是一部民主憲法，但民國37年（1948）4月18日國民大會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於同年5月10日施行，凍結了中華民國憲法的部分條文，大幅提高總統的權力，並發布戒嚴令，實施黨禁、報禁，由中國國民黨長期執政，造成一黨獨大的局面。1966年再修改臨時條款，並且成立國家安全會議，取得總統擴權的合法性基礎。 這期間，蒋中正採取鬆經濟、緊政治的高壓統治手段。蔣氏對台灣徹底實施政治思想教育，努力消除日本殖民痕迹，导致令某些臺人詬病的“白色恐怖”。虽發生零星如「雷震事件」、「孫立人」的重大政治風波，但取得台灣絕對軍政經權威的蔣氏，輕易地將其平息。
蒋中正在台湾时期最大的愿望是“復興中華文化，光复大陆國土。”他一度认为韩战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国民党在美苏交战的大局面下就可以反攻大陆，但韩战在斯大林死後迅速结束，美苏关系亦得到相当缓和，美国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国民党军队虽不断尝试小规模对大陆反攻，但败多胜少。在國府與美國簽訂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後，發生共產黨自行停戰的金門砲戰。中華民國政府在1958年發表的中美聯合公報中對外宣稱恢復大陸人民之自由的主要途徑為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但蔣中正仍繼續積極主持極爲機密的國光計劃。在六十年代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研发出原子弹后，國府军事反攻大陆的可能不复存在，但蒋中正仍坚称中华民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對包括外蒙古在内的中國全部領土擁有主權。為了與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禮，他主持發起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在冷戰的背景下，大部分西方國家承認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聯合國及其他組織內的中國席次亦是由中華民國代表。中共所谓‘输出革命’的外交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等动乱，也促使这种國際情勢得以持續。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內代表中國席位議題獲得多數國家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堅持“台北不出，北京不入”，“驱逐蒋帮”。蒋中正则坚持“漢賊不兩立”的政策，堅決反對接受美國的“兩個中國”提議，於聯合國通過第2758號決議前夕，宣佈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蒋中正于1971年在阳明山遭遇一场车祸，身体状况自此大为衰退。1975年於病中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3月29日口述遺囑（秦孝儀记录）。4月5日清明節深夜，雷電交加之際，蒋中正在台北市士林官邸逝世，其遺囑如下：
余自束髮以來，即追隨 總理革命，無時不以 耶穌基督與 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並不斷對大陸共產邪惡勢力展開政治作戰。反共復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致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三民主義為無形之 總理，以復國為共同之目標。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復大陸國土、復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容，為余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內外軍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唯願愈益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蒋中正去世后，總統職位由嚴家淦繼任，真正的權力則是由其子蔣經國掌握。時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於嚴家淦結束第五任的任期後，由國民大會選舉，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1988年，蔣經國去世於第七任中華民國總統任內。
蒋中正遺體目前置於銅棺中暫厝桃園縣慈湖。其子蔣經國的遺體則暫厝大溪陵寢。此安排乃期望大陸光復後，兩者均能回奉化老家安葬。
婚姻生活
蒋中正在十四岁时，經媒妁之言，娶同村毛福梅（1882年－1939年）為妻。蒋中正與毛福梅生有一子經國，蔣緯國是他的养子(纬国的親父为蒋中正留日時之好友戴傳賢)。蒋中正在与毛福梅分居后娶姚冶诚为妾。蒋中正在1919年结识陳潔如（1905年－1971年），经过张静江及孙中山的介绍，他与陳潔如在1921年12月5日结婚。1927年，蒋中正登报声明與几位前妻脱离关系，随后於1927年12月1日與宋美齡（1897年—2003年）於上海結婚。
蒋中正在西安事变时，曾给宋美龄和两个儿子留下遗嘱:
美齡吾妻：
經國、緯國吾兒：
- 吾決心殉國。經國、緯國吾子即汝子，望善視之。
- 余只承認宋美齡為余唯一之妻，務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則吾雖死九泉之下亦瞑目矣。
- 蔣中正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逸闻
1920年岁末，蔣中正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多，顿觉惊心，在日記中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1923年1月7日，蔣中正離開東路討逆軍總司令部赴鼓浪嶼，見石壁新刻“天地正氣”四字，頓發興致，揮筆寫下“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對聯。指一亭對同游者說:“在此亭后筑屋三間，隱居于此，可足平生之願”。又在湧泉寫“其介如石”四字，請湧泉寺僧人雇工刻于更衣亭西，以爲紀念。
1941年12月8日，当珍珠港事件消息传来，蒋在当日的日记中写下“抗战政略之成就，本日达于极点，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自民國五十四年（1965年）開始編碼時，編號第一號的身分證擁有者就是蒋中正，字號為Y10000001[2]。
根据《亚洲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的报道[9] [10]，林彪在文革爆发后不久，从陶铸处获悉毛泽东对自己关于“政变”的讲话有所猜疑，林陶二人在1966年末派黄埔四期同学萧正仪赴香港，秘晤居住香港的前国军华南补给区中将司令周游(同林，陶，萧三人一样，周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并转交一秘函，林彪在函中倾诉自己「处危疑之局，遇多疑猜忌之主，朝荣夕枯，诡变莫测，因思校长(蒋中正)爱护学生无微不至 ，苟有自拔之机，或不责已往之错……」。该函由周游在1966年11月送交国防部特呈蒋经国。台湾方面对此做出了秘密回应，表示欢迎，但与林彪之间的联系随后中断。据陶希圣回忆，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中正为之落泪。
身後評價
蒋中正在近代中國歷史上佔有的位置舉足輕重，是个毁誉兼有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评价趋于兩极化。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络的普及，中国大陆地区人民对蒋中正的了解逐渐增多，对他的评价也逐步发生了变化。由于2005年是抗日胜利60周年，抗日领袖是蒋是毛，曾引起中国大陆网络界的广泛议论。
正面評價
- 蒋中正坚韧不拔，在孙中山之后领导国民党战胜形形色色专制势力的反扑，统一了中国，捍卫了共和国统，重建了中華民國。
- 蒋中正在抗戰中的地位無人可以替代，是民族英雄。中共領導人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3][4]，首次公开承认国民党军队也是抗日战争的主導力量。大陸民众更逐漸认识到国民党军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贏得抗日战争的勝利。
- 蒋中正最早认清共產主義和共產黨，最早指出“共产革命不适于中国，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
- 蒋中正成功地防守住了台湾,使其免遭内戰戰火牽連，幸免于大陆人民所经历的“赤禍”;更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想在台湾得以实现打下了坚实基础;他坚守中华民国的国统，為三民主義在大陸實現留下火種。
- 蒋中正致力于中国统一，反对台灣獨立。不管是剛到台灣的最困難時期，或是朝鲜战争後的安全時期，蒋中正都极力壓制台獨分子的活動、清除日本皇民化運動在臺灣的影響並促使中華文化在臺灣發揚光大。大多海內外華人都十分讚賞蒋此一維持中華一統的行為。
- 西方史學界對蒋中正的的正面看法有：蔣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愛國者”，他“律己甚嚴”、“生活節儉”，有“無情的鋼鐵般的決心”、“不屈不撓的精神”。[來源請求]
- 唐德刚认为蒋介石是“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11]
負面評價
- 蒋中正的性格被批評者形容為“反民主的”、“權威主義的”、“獨裁的”、“專制的”、“頑固”。據説“武士道”，“軍事組織精神”是他性格形成的基本因素。
- 汪荣祖、李敖[12]认为蒋中正雖然是軍事強人，但不是一個稱職的領袖。蒋中正曾身为黄埔军校校长，却是个不称职的军事家，在战术层面乏善可陈。比如，在七七事變後，蒋中正動用了差不多全部國民黨精銳調往淞滬作戰，希望擴大上海之戰，以冀國際可以出面調停，犯了戰略上的錯誤[13]，以至做成國軍精銳盡失，形成日後完全無力防守南京。當時的一些將領，也曾勸說蔣不要全部投入淞滬，應該保留實力在南京和日軍硬拼一場。在国军松沪战役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蒋此后又采纳坚守南京的意见，也应对南京保卫战付出的代价付相當的責任。
- 據説蔣中正應對國共内戰的爆發負責: 抗日勝利後，國民渴望和平的到來，国民革命軍以至是平民百姓，都早已厭戰、倦戰。蒋中正身為國民領袖，竟完全不理會民情。當時在美蘇的調停下，的確有希望實行聯合政府，而民眾亦對重慶和談抱有相當期望，但蒋中正此時只一心想將共產黨消滅，最後导致全面內戰。
- 蒋中正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期间认可苏联将外蒙古纳入势力圈，造成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
- 蔣中正在抗日战争胜利后默许阎锡山留任大批成建制日军准备对中共的战争，還聘请日军高级将领，曾任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的冈村宁次陆军上将为国军顾问，致使其未受审判。
-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委託張炎憲等人，所作《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指出蔣中正是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的元兇。
- 蒋中正在台灣的威权統治使一些台灣人对蒋评价甚低甚至充满憎恨。國民黨當局製造對他的祟拜風氣，蒋中正銅像大量出現於車站、各級學校及各公共機關，其名也出現在道路名稱，成為台灣最常見的路名之一。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後，蔣的圖像逐漸從公共建築上消失，新版的新台幣也不再大量採用其肖像；政黨如國民黨亦然，鮮以蔣氏之記憶作為號召。很多評論家也指出蒋中正為鞏固政權展開恐怖統治，以刑法一百條及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造成白色恐怖。
- 蒋中正在大陆和台湾的“权威统治”的力量被认为是并非来自自身权威，而是依赖军队和特务进行的高压统治，在台湾民主化后所谓“权威统治”成为独裁统治的代名词，两蒋政权的专制常被与北韩的两金政权和新加坡的两李政权相比，其腐败被人与南韩李承晚政权相类比。
- 在中国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包括教科书）曾长期将蒋定义为负面人物，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指责蒋“背叛总理（孙中山）遗志”，“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群众”。抗日战争中的蒋中正被认为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忽略抗日、枉顧民族利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1990年代以前），蒋被批判为“蔣幫头子”、“流氓劊子手”、“新興軍閥”、“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群眾之仇敵”、“背叛革命”、“反革命”、“反動”、“無恥”、“美帝国主义走狗”、“美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在中国的代表”等。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价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14]
主要著作
蒋中正一生留下的文字極多，主要内容被收入《先总统 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其中包括:
蔣中正一生極為重視歷史文件文物的保存，其個人檔案於1949年由南京經上海轉運台灣，先存放桃園大溪頭寮賓館，史學界稱為“大溪檔案”。1979年7月移存台北陽明書屋，1995年移送台北近郊的國史館，1997年定名為“蔣中正總統檔案”簡稱“蔣檔”，正式揭開神秘的面紗。目前公開的“蔣檔”可分為十類：
- 籌筆：1923年至1972年函電、諭令，291冊
- 革命文獻：1923年至1945年歷史事件的記錄報告與函電，167冊
- 特交文卷：1927年至1964年蔣對政事情勢的規劃，5709件，分72冊
- 特交文電：部署呈報之電文及蔣的批示，436冊
- 特交檔案：幕僚、部屬、各地區之原始報告，90597件，分622冊
- 領袖家書：1924年至1967年，968件，分12冊
- 其他文物圖書、印章、勳章、書畫，888件
- 蔣氏宗譜，48冊
- 照片影輯：照片集243冊，照片67卷，底片23732袋，縮影29卷
- 事略日記115冊、蔣經國文電資料48冊
蔣中正與蔣經國的私人日記原稿，簡稱“兩蔣日記”。目前暫存於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暫存50年，將來在適當時機歸還中國）。2006年3月25日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和蔣家媳婦蔣方智怡親自到訪下，美國史丹福大學首度將原件（1917年至1931年的日記）公諸於世。
參考資料
(按照出版日期排列)
- 陳伯達，1949，《人民公敵蔣介石》。華中新華書店。
- 產經新聞，1977，《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台北：中央日報社。
- 董顯光，1980，《蔣總統傳》。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 Furuya, Keiji，1981， 《Chiang Kai-shek: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 李敖、汪榮祖，《蔣介石評傳》
- 布赖恩·克罗泽《蒋介石传》
- 楊樹標，1989，《蒋介石传》
- 楊逸舟，1991，《二二八民變與蔣介石》。台北：前衛。
- Ch'en, Chieh-ju(陈洁如)，1994，《Chiang Kai-Shek's Secret Past: The Memoir of His Second Wife, Ch'En Chieh-Ju》。New York: HarperCollins。
- Seagrave, Sterling，1994，《宋家王朝(全譯本)》。澳門：星光書店。
- 翁元，1994，《我在蔣介石父子身邊的日子》。台北：書華出版公司。
- 辛灏年，1999，《谁是新中国》全書。紐約:藍天出版社
- 刘红，《蒋介石大传》，团结出版社，2001。
- Jonathan Fenby，2003，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hina He Lost》。London: The Free Press。
- 张戎,2006，《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
參照
註釋
- ↑ 民国七年（1918年）七月四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釆林（G·V·Chicherin）对苏维埃第五次会议提出报告，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废沙皇政府对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各种赔款中的俄国赔款交还中国。民国八年（1919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Leo Karakhan）签署的宣言，就是根据齐釆林这个报告。其中有一段说：「苏维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补偿， 而交还中东铁路，以及一切采矿权、伐木、开采金矿、及其他为沙皇政府、俄国军人、商人和资本家从中国取得的权利。」
- ↑ 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二月，蘇俄代表越飞到上海谒见孫中山，商谈中俄两党合作问题。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条全文如下：「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急要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及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并确告孙博士，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烈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 ↑ 《蘇俄在中國》第二章，第六節
- ↑ 蔣中正于民囯十三年（1924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恺一函，把他對“國共合作”的意见坦率说明，并将这一函件同时抄送各常务委员，以补充其游俄报告的意见。信的全文如下:「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中之党员也。而我国党员之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其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国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宁有是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
- ↑ “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张作霖便在4月6日突袭了北京的苏联使馆，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搜出共产国际发来的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和武器弹药。其中一份训令内称“必须设定一切办法，激动国民群众排斥外国人”，“不惜任何办法，甚至抢劫及多数惨杀亦可实行”。
- ↑ 1934年9月，蒋的《友乎？敌乎？》一文，以“徐道邻”之名发表在《外交评论》10月号。这篇长文指出，如果日本以美、苏为假想敌，除非日本真的能在１０天之内灭亡中国，如果战争拖上三个月、十个月或半年，“则日本地位甚为危险”。“中国的武力比不上日本，必将大受牺牲，这是中国人所不容讳言。但日本的困难，亦即在于此，中国正唯因没有力量，即是其不可轻侮的力量所在。战争开始，在势力相等的国家以决战为战争的终结。但是在兵力绝对不相等的国家，如日本同中国作战，即无所谓正式的决战，非至日本能占尽中国每一方里之土地，彻底消灭中国之时，不能作为战事的终结，两国开战之际，本以占领政治中心为要着。对中国作战，如以武力占领了首都，制不了中国的死命。”日本方面大概也察觉了此文最低限度也是蒋介石所授意，各刊物纷纷翻译转载，和平谈判的空气一时浓了起来。
- ↑ 主動送蔣囘南京的張學良被軍事法庭判處十年監禁，隨即被蔣中正所特赦。張學良繼而被長期軟禁在溪口等地，杨虎城及其子女則在1949年末被殺。
- ↑ 美國最初对中國内戰持秉承中立政策，冻结对内戰雙方的武器供应直至1948年11月，其后才对中華民囯政府给予军事和财政支持(相當一部分並未到位)，中共在此期間從東北蘇軍及蘇聯控制的北朝鮮処獲得足以裝備百餘師的武器裝備。
- ↑ 香港《亚洲周刊》1994年2月2日
- ↑ 郑义：一百个偶然演变成一个必然——论国民党为什么败走台湾
- ↑ 胡志伟:《中共第一号战犯﹕民族英雄蒋介石》
- ↑ [1] 李敖:《蒋介石评传》第六章，第3、4节
- ↑ 李宗仁：“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第685页）
-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外部連結
歷任
| 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元首 | ||
| 新頭銜 原因：寧漢分裂 |
國民政府主席 1927年4月18日─1927年3月15日 |
繼任： 譚延闓 |
|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元首 | ||
| 前任： 譚延闓 |
國民政府主席 1928年10月10日─1931年12月15日 |
繼任： 林森 |
| 前任： 林森 |
國民政府主席 1943年8月1日─1948年5月20日 |
繼任： 無 （國民政府被中華民國政府取代） |
| 中華民國政府元首 | ||
| 新頭銜 原因：中華民國政府成立 |
中華民國總統 1948年5月20日─1949年1月21日 第1任 |
繼任： 李宗仁 （代總統） |
| 前任： 李宗仁 （代總統） |
中華民國總統 1950年3月1日─1975年4月5日 第2-5任 |
繼任： 嚴家淦 |
| 中華民國行政院 | ||
| 前任： 宋子文 |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1930年11月24日─1931年12月15日 |
繼任： 陳銘樞 |
| 前任： 汪精衛 |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1935年12月16日─1938年1月1日 |
繼任： 孔祥熙 |
| 前任： 孔祥熙 |
中華民國行政院長 1939年12月11日─1945年6月24日 |
繼任： 宋子文 |
| 前任： 宋子文 |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代理） 1947年3月2日─1947年4月22日 |
繼任： 張群 |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 ||
| 前任： 無 |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1926年─1946年 |
繼任： 裁撤 |
| 中國國民黨領袖 | ||
| 前任： 胡漢民 |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1931年─1938年 |
繼任： 無 （中國國民黨中執委取消） |
| 前任： 無 （中國國民黨由中執委領導） |
中國國民黨總裁 1938年─1975年 |
繼任： 蔣經國 （中國國民黨主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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