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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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共产主义或反共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它的特征是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组织或政府。在1950年到1991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内，它是美国围堵政策的主要部分。
反共主义的根据有时是因为共产主义理论内部的明显矛盾以及理论和实际之间的差距。然而，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倾向于认为共产主义理论与共产主义当权者的行为一样是令人讨厌的。一些反共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並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称为极权主义。
很多反共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给以人们“经济自由”，并认为共产主义中缺少财产权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
在美国国内，很多反共主义者担心共产主义会在全球取得胜利，并最终对美国政府造成直接的威胁。这种观点导致了多米诺骨牌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在任何国家实行共产主义都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它可能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有人担心一些强大的国家，例如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使用她们的实力以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强迫其他国家实施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历史上，苏联确实推翻了周围很多欧洲国家的政权，並为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游击队提供秘密援助。这些行动使得一些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家转而接受一些实用的反共主义策略：把反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限制所谓的苏联帝国膨胀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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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反共主义在今天
由于1991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共产主义国家急剧减少，仅剩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古巴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四个自认为是“共产主义国家”的国家。共产主义也不再是对反共主义者的一个严重威胁，因为仅存的四个共产主义国家都在苏联解体前后的时间内在国内都作出了部分“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改变。但是在世界各地，反共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大多演变成为了反独裁主义，反对经济与市场被政客与寡头垄断。这体现在例如美国对待古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的外交政策上。在古巴问题上，由于佛罗里达州古巴逃脱卡斯特罗独裁统治的流亡者的增加，美国仍然保持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对于中国，美国的政策受到执政党美国共和党对中共“和平演变”和反对党美国民主党受商业利益的两党共同影响下，美国很多外交政策在制定时已经不再把中国当作共产主义国家而是与俄罗斯相同以“独裁的资本主义国家”看待，美国国务卿赖斯在访问俄罗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曾多次直截了当的指责普京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独裁与不给民众普选权，也对其人权状况给出了批评，普京和中共对此的回应是赖斯“粗暴干涉别国内政”。朝鲜仍然保持斯大林主义，但是美国对朝鲜的政策更多的不是因为反共主义，而是美国把朝鲜列为一个谋求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维护金家独裁统治的“无赖政权”或“邪恶轴心”的一员。
在当今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新纳粹势力和共产主义流派“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都被允许在国内建党，但如日本共产党等共产主义政党在其所在国家在自由与非镇压迫害情况下均未能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日本共产党在最新的参议院席位参席中被人民选出的仅有9人席位，远远落后于占有上百席位的其他政党，可见这些国家的人民已经基本拒绝了共产主义。
当今的反共主义并非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存在，在共产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共主义也呼声渐高，如一些曾经著名的“共产主义人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策划者之一的阮铭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思想”所谓的“主体思想”创始人黄长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逃脱独裁统治流亡海外后对中华民国和大韩民国正统性的认同，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不正统”，並将中华民国和大韩民国认同为他们的“祖国”，主张推翻中共和朝鲜劳动党对国家的统治，建立资本主义国家与政权和民主选举制度等。而且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也並非“团结”，如60年代中国“领导人”指责苏联的“苏修”並与苏联断交；在70年代爆发的中越战争就被一些国家的媒体称为“两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战争”；在90年代朝鲜“领导人”金正日指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修正主义”，並在近年来指责“中国企图控制朝鲜”。
[编辑] 对共产主义理论的反对
共产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有能动作用。所谓的“神”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所有进程和发展都是由于其自身内部的矛盾推动。对于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与他们的有神论是相反的。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核心内容是历史唯物主义，它认为人类社会必然会经历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个历史转换期（除了最后一个）都会推翻原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之后的下一个阶段是社会主义，並最终由共产主义代替。
大部分的反共主义者反对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或至少不承认资本主义之后必须经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些反共主义者质疑“为什么可以”與及“如何做到”和平地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
很多批评者也看到共产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关键错误：它预言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富人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富，而穷人则越来越穷。反共主义者把西方工业化国家平均生活水平的全面提高作为对马克思主义预测矛盾的证据：穷人和富人都变得更富有了，大多数“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美国为0.4左右），而中国的基尼系数在2001年就已经达到0.46左右，也就是说中国的贫富差距比民主国家还要高。但是，他们普遍都忽略了资本主义跨国垄断和全球化的问题，从而得出这个结论，也有人指出此反驳观点的错误，指出“跨国巨头”沃尔玛90%的营销额都是在美国本土，而非是在美国国外。而且全球化问题也并非是资本主义战胜共产主义的原因，因为很简单，在美苏争霸时，苏联也控制着大半个世界，其势力深入了东欧、亚洲、南美洲和非洲，半个德国与半个韩国等地区与国家，但因为其共产主义中的计划经济本身错误百出，导致了美苏争霸结束后，苏联控制的国家全部以“發展中国家”收场，而且也全都错过了资本主义第三次科技革命全球经济發展的大好时机。
[编辑] 承诺和实践
反共主义者也反对与共产主义的承诺所不一致的共产主义政府的实际行动。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可能在理论上是很好听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完全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一个功能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要求其中的每一个公民都成为一个平等的贡献者，为全体公民的利益工作，分享所有东西，但是没有社会回报。很多人认为这对于利己主义的人来说这个体制是很难接受的。而其他的一些不可避免的人类特性，例如贪婪、懒惰或愚蠢，对于建立一个完备的共产主义社会来说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既然共产主义社会存在有这么多错误的余地，共产主义政府几乎只能使用高压和威胁来使得每个人“遵循这个体制”。
奪取得政权的共产主义政党（有时候是由左派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工人政党）倾向于镇压政治上的不同见解者。没有迹象表明有任何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是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经济阶段进入到“共产主义”经济阶段的。相反，共产主义政府被认为是建立了新的统治阶级，而这个阶级与被推翻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特权阶级没有什么区别。
对共产主义的另外一个批评是其历史上对国内的镇压行动。斯大林的苏联政府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大清洗运动和饥荒中死亡，正如后来俄罗斯政府所承认的那样。在中国，毛泽东政权被认为造成了广泛的流血事件，这主要是指通过错误判断發动的中断经济發展的各种运动（参见文化大革命）。越南和朝鲜也有类似的再教育营地。柬埔寨共产党领导者波尔布特效法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全国大清洗，当时柬埔寨人口的约五分之一200万人被杀害。
[编辑] 个人集权主义
因为人作为不同个体难免会有不同看法，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为了排除不同看法，将自己拟订的“思想”作为全党甚至全国的唯一贯彻指标，要求全党甚至全国上下学习他“独创的思想”，並要求所谓的“统一思想”，对于异见人士采取高压迫害的政策。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权利极端个人集中化而不是分权给全党的问题，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的不同意见也多（如：在国民党的北伐时期，由于孙中山的自由主义政策，接纳包容共产党，导致了一批共产党员转党籍为中国国民党，倒戈转信仰的情况很多）所以共产党对此本身也没办法，只好将全党的思想交由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来完成，然后再要求全党上下的思想统一成那一个拟订“思想”的人的思想。如此情况並非只在共产主义政权出现，在一些独裁政权如被美军打倒的萨达姆政权，萨达姆本人也是经常出“语录”，要求小学生上学时背诵，对国内政坛有异见的人士都采取枪杀围剿政策。在法西斯日本帝国，宣传为日本天皇一个人誓死效忠的“思想”也是铺天盖地。
权力过于集中，导致了那些“领导人”有将位传给自己儿子的想法，所以他们在国内再拟订新的思想，让社会上下接纳自己儿子掌权。如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他就准备将主席之位传位给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原本还想传位给自己儿子的有萨达姆·侯赛因和毛泽东，不过他们的儿子都在美国空军的空袭中被炸死。外界对此类似于封建世袭制直接传位而不是靠自己努力的做法称为“太子党”。
除此之外，共产主义政权的“领导人”还广泛利用新闻媒体，出版业等“党的喉舌”煽动“个人崇拜”，在朝鲜的街头小巷到处都是金家父子“万岁”的标语。“领导人”还通过改城市名为自己名字的手段让自己“流芳百世”，如苏联的察里津被改名为“斯大林格勒”，越南的西贡被改名为“胡志明市”，还有修改个人“创业经历”的如金日成被神化成了在韩战中“用一把手枪打下一架美军飞机”的英雄。他们还让工人大规模生产这些“领导人”的肖像、招贴画和头像雕塑。无一例外的是，被这些大独裁者统治下的国家都成了被个人弄权的玩具，完全与共产主义的理论背道而驰。
[编辑] 对反共主义的批评
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在历史上倾向于忽略或否认这些指控的准确性。另外一个辩解是，这些失败只是特定国家统治者的失败，而不是共产主义本身。此外，很多现代共产主义者的确把这些失败部分的归咎于共产主义政府，他们表示马克思主义明显反对这些独裁者的行为。一个有用的对比是，天主教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根本的错误。
一些反共主义者，特别是那些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批评扩大到非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并把它与任何一种国家控制的活动联系起来。在一些民主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有国家经营的混合制经济。支持这种经济形式的人对于把这种经济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表示反感。
一些作家反对反共主义者把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类比的做法。在二战中，苏联反对希特勒，并称法西斯是共产主义的敌人，而同时很多在欧洲佔领国的反共主义者则站在纳粹德国一方（而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厌恶放在一边，把反法西斯和争取国家独立的情绪放在首位）。由此产生了「極权主义」这个名词，用来表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对这些反对的部分回应。
另外一个对反共主义的批评是，在1970年代，由于实行反共运动，美国在反共的名义下对一些明显违反人权的个人和政府提供支持。为了证明这些行动的合理性，美国驻联合国大使Jeanne Kirkpatrick提出了Kirkpatrick学说，突出了在集权主义政权和独裁主义政权间的差别。
当然，镇压不是共产主义独有的，在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后来的帝国主义制度下，西方国家也有一些不良记录，包括否认工人的政治权利，种族主义，镇压和暴力，支持对政治异己者实行过大屠杀、酷刑和拘禁的政府，或与一些实施过种族屠杀或大屠杀的政权妥协（通常是基于共同的反共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反共主义者太过于关注共产主义带来的挑战而忽视了其内部的腐化。即使是到了1980年代中，也只有很少的反共主义者预见到苏联的解体。而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反共主义者其太过于关注内部的腐化。1980年代中，很多反共主义者断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然因为其官员腐败而解体，但是直至今日，这依然没有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