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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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朱理学，简称理学，是指中国宋朝以后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发展出来的儒学流派，認為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從不同的角度認識，祂有不同的名稱，如天、道、上帝等），而且祂是善的，祂將善賦予人便成為本性，將善賦予社會便成為“禮”，而人在世界萬物紛紛擾擾縱橫交錯中很容易迷失自己稟賦自“理”的本性，社會便失去“禮”，所以如果無法收斂私欲的擴張，則偏離了天道，不但無法成為聖賢（儒家最高修為者，人皆可達之），還可能會迷失世間，所以要修養、歸返、並伸展上天賦予的本性（存天理），以達致“仁”的最高境界，此時完全進入了理，即“天人合一”矣，然後就可以“從心所欲而不逾矩”，這時人欲已融入進天理中（滅人欲，不是無欲，而是理欲合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從“毋”變成“無”），則無論做什麼都不會偏離天道了。
他還認為，由於理是宇宙萬物的起源，所以萬物“之所以然”，必有一個“理”，而通過推究事物的道理（格物），可以達到認識真理的目的（致知）。
理學在中国古代又称义理之学或道學，其創始人為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及張載。繼後有程颢和程颐等人繼續發展，最終由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因此这种理学常被称为“程朱理学”，在元朝及其后的朝代中均为国家的官方思想。研究理学的学者稱為“理學家”。
理學初起於北宋、盛極於南宋與元、明時代，清朝中葉以後逐漸沒落。它是宋朝以后才發展出來的一種新儒學思想，除了傳統儒學的自身更張和社會形勢所迫之外，還與大量融入了佛老思想。宋明以降，著名理學名家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楊時、羅從彥、朱熹、呂祖謙、陸九淵、楊簡、真德秀、魏了翁、許衡、吳澄、曹端、薛瑄、吳与弼、邱濬、陳獻章、王守仁、王艮、劉宗周……等。
魏晉南北朝玄學盛行，在唐代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獨尊於一家。但是南宋的朱熹卻完成了新儒學的改革。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学高度一元化的哲学和道家無為的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體制十分的适应。
[编辑] 發展
朱熹將儒家思想推向了更高的境界，使其成為儒家發展史的一個里程碑。一提到理學，人們馬上會想到“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在理學發達之前，“仁”是儒家中心思想，雖然是一種有等級尊卑的愛，但“仁”是以人性為基礎。雖然傳統儒學也主張孝道和貞潔，但其禁欲的色彩並不濃厚。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以後，已帶有濃厚的禁慾主義色彩。二程說：“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並稱：“無人欲即皆天理”。朱熹用飲食為例闡述：“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朱子語類．卷十三》），在宋朝以後，中國很少再出現像李白這樣“狂歌五柳前”的詩人了。
程頤嚴肅剛正，神聖不可侵犯，甚至不通人情，實為後世所見的“道學臉孔”。在婦女貞操方面，程頤認為：“……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有人問程頤先生曰：「寡婦貧苦無依，能不能再嫁乎哉？」，程頤則提出「絕對不能，有些人怕凍死餓死，才用饑寒作為借口，要知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程氏遺書》卷二十二），作為衡量賢媛淑女的標準。他們的好後學朱熹（1130—1200）在〈與陳師中書〉也同意這樣的說法：「昔伊川先生嘗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為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主張婦女“從一而終”、壓抑“人欲”。
程朱理學反對佛道的虛無主義，認為它忽略了倫理道德秩序，但同時又從道家思想裡借鑒了許多關於道的論述，作為儒家形上哲學體系的材料。其實這正是儒家經典《大學》所謂“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的具體表現。
朱熹的思想體系博大精微，教人的方法也較為平易近人，因此能集宋代理學之大成，朱子是繼孔子後，儒學集大成者。他的許多著作都是下细功夫的。他與呂祖謙共同編撰了一本著作《近思錄》作為理解四子書(指周,二程,張))的階梯，而他認為四子書是通往五經的階梯，《近思錄》曾為後世儒生必讀。
繼朱熹之後，明朝大儒王陽明（王守仁）將儒家思想再次推向了另一個極致－－心學。
清朝以後，“反理學”的態勢一度形成。顏元此後力反程朱的守靜與虛學，痛斥朱熹是“满口胡说”、“自欺欺世”，“程朱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他深感“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他說：「率天下入故紙中，耗盡身心氣力，做弱人病人無用人，皆晦庵（朱熹）為之也！」在五四之後，知識份子極力破除“吃人的禮教”，甚至對理學有一致的觀點，中國的衰落自宋開始，其中，朱熹的理學曾被认为是所有這些衰落的罪魁禍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