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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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發生的一場震惊中外的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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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清末自從天津條約開放傳教以來,傳教士開始在各地進行教傳工作,但由於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差異很大,因此傳教士、教民(即中國的基督徒,其中不少地方上不法的無賴地痞)常与民眾產生各種误会和冲突,各种反教揭帖、檄文流传,群众信以为真,导致群情激昂,聚众问罪,信徒和家人被歧视、殴打。当然也有混入教会的“吃教”者,素质低下,借势欺人,传教士受其蒙蔽,干涉诉讼,引起事端。有时形成大規模的抗爭衝突,亦即教案。
當時外國傳教士常以辦理慈善活動的方式來吸引中國人入教,而育嬰堂是傳教士經常舉辦的慈善機構,用以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孤儿,但这样的举动卻常引起民間的懷疑,如1868年发生的揚州教案也是因育嬰堂而起。
186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卫儒梅通过法国驻津领事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获得天津三岔河口北岸望海楼(1773年天津盐商集资修建的3层楼阁,有房152间,天津著名建筑,又称海河或河楼,当时已经荒废)旧址及其西侧崇禧观15亩土地。但最初几年只能隐蔽在东门附近的深宅大院中,开办仁慈堂养病院。1866年,法国神父谢福音(1820―1870)到津传教,于1869年5月16日拆毁了望海楼和崇禧观旧址,年底建成天津第一座天主教堂———胜利之后堂(圣母得胜堂),堂身长30米,宽10米,俗称望海楼天主堂。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则搬进了东面的望海楼行宫遗址。
[编辑] 事件經過
1870年4、5月间,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气炎热,疫病流行,育婴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儿患病而死,每天有数百人到坟地围观,挖出孩子的尸体查看。于是民间開始傳言懷疑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兰珍口供中又牵连到教民王三及教堂。于是民情激愤,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
6月21日清晨,天津知县刘杰带人犯武兰珍去望海楼天主堂对质,发现该堂并无王三其人,也没有武兰珍所供的席棚栅栏,“遍传堂中之人,该犯并不认识,无从指证”。谢福音神父也已经与崇厚协商育婴堂善後处理办法。但当时已经有数千群众包围了教堂,教堂人员与围观的人群口角起来,引起抛砖互殴。法國驻天津領事丰大业(Henry Fontanier,1830-1870)要求总督崇厚派兵镇压,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与知縣刘杰相理論,怒而開槍,不幸打死了知縣的僕人,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國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破坏行动持续了3小时。
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有史家评“天津教案”是由于“半个世纪的种族嫌恶,十年来的民 族怨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以望海楼皇宫故址为联军议约总 部;随後被法国踞为领事馆),反基督教情绪的滋长,部分的基于宗教偏见,部分的基于迷信,部分的轻信谣言”。官府与教方未能及时解释以疏导民情,而 丰大业仓猝激变事态,遂演成此一震惊中外的教案。
[编辑] 交涉及影響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
然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賞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马宏亮、崔福生、冯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军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派使團至法國道歉。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消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不好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
1897年,望海楼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后被重建起来,1900年又在庚子之乱中第二次被烧毁。1903年用庚子赔款第二次重建。
[编辑] 參考資料
- 徐中約《中國近代史》(The rise of Modern China)(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ISBN 962-201-987-0
- 李長莉《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ISBN 7-213-01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