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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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工為台灣選舉的特殊現象。圖為台灣選舉的投票場所及冒著豪雨參加投票的民眾

走路工，語源為臺灣話行路工（kiâⁿ-lō͘-kang）。今通常為台灣選舉制度下小額買票行為的通稱。俗稱走路工的此種買票行為可能構成賄選罪，依照台灣法務部的標準，只要超過新台幣30元金錢及物品的交付或收受，即使以走路工為名，仍可能被認為具備投票行為的對價，而成為賄選罪的客觀構成要件之一。

1990年代台灣解嚴之後，因為《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與相關子法的明文禁止，加上社會價值不同，走路工發放或類似的期約賄選行為雖時而所聞，但已不成為候選人勝選的必有要件。不僅如此，走路工傳聞在某程度上，反而成為影響台灣選舉結果的負面新聞，此現象尤其於台灣都會型選舉更為顯著。

[编辑] 簡介

在台灣尚未有選舉制度之前，走路工通常為請託費用與代勞報酬的文雅說辭。1950年代之後，中華民國於台灣實施地方自治選舉制度後，走路工則成為現金買票的代名詞，不過於人情濃郁台灣農業社會，仍多為取代賄選的正面用語。

1990年代解嚴之後，台灣選舉制度越臻完備，以「感謝選民撥空大駕「走」至投票地點」名義發放的此種小額現金買票，被認定為違法，兩造均有刑責，包攬走路工發放的主事者，在加重計刑下，最高甚至可被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因此走路工成為「台灣選舉文化中的負面用語」。

其實，台灣坊間的走路工原義依舊存在，也亦等同「誤餐費」或「餐旅費」，因而，除了選舉之外，「走路工」也不應等同於「買票錢」的一詞多義，該作何解，視情境而定。

[编辑] 爭議

以法律層面來看，走路工即賄選的定義，在台灣頗受爭議。原本在台灣的法律規定下，台灣選舉進行中，選舉權人及被選舉人間有關投票的交易行為，並有其社會相當性的「對價關係」（客觀構成要件），且「雙方均有賄選認知」（主觀構成要件）就可構成。除了現金之外，早期的香皂、味精、汗衫、彩色鍋或者近期常見的茶葉、洋酒、夾克或變相的摸彩品均是視為走路工。理論上，不論其價值高或低，只要雙方之交付及收受有對價關係，就符合賄選罪的客觀構成要件，但因為實務運作上往往難以認定被告的主觀犯意及對價關係的有無，所以法務部希望以超過新台幣30元（客觀構成要件）切割偵查發動的必要性，30元以下不認為有對價關係；反之，若因超過30元而被認為有對價關係，且主觀上亦有賄選的故意時，就構成賄選罪。

但台灣另有部分法界人士認為，走路工定義若過於嚴苛，反而不利執法並造成相關單位困擾。持此一主張的人認為，走路工若是用來催票或買票的承諾，當然構成賄選，如果不是，僅是慰勞參與選舉活動工作人員的薪給或報酬，則該列為選舉經費來看待。也就是說，是否構成賄選，還是要證明對價關係的有無，機械性地解釋法律只會造成個案的難以解釋。在此主張下，不少法界人士除了質疑30元上限的單一選舉文宣經費過於脫離現實，也希望能另立法區隔選舉相關人員薪給報酬經費與走路工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