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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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租院》意指1965年6月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率应届毕业学生5人，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一道[注1]，以四川大邑县地主刘文彩盘剥史实为原型，历时数月集体创作的大型泥塑群雕。群雕共有人物114人，道具108件，有7个部分（“交租”、“验租”、“过斗”、“算帐”、“逼租”、“反抗”、“上山打游击”）、26个情节组成，全长近100米。 “上山打游击” 一组的造型，是在文革中增加的，后来又被删除、收藏起来了。泥塑群像汲取了民间传统泥塑方法[注2]。

由于泥塑群雕直观地阐释了阶级斗争理念，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关系，应和了当时夸大阶级斗争严重性、强化阶级斗争教育的政治需要，1965年11月25日至1966年3月群雕在北京展出，引起轰动。中国美协编写的展览演示文稿说：“《收租院》……（2个半月）共接待观众47.35万余人，需要看这个展览的总人数估计当时在200万左右。”这一事件被当时中国美术家协会负责人华君武等称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规范一些的评价为“雕塑标兵”（王朝闻）、“革命雕塑的样板”、“无产阶级艺术的高峰”和“里程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红卫兵们参观大型泥塑群像《收租院》，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大串联的一个内容。历时10多年的总参观人数以千万计（高峰期每天近万人次）。

泥塑群雕并先后到各地进行了巡回展览，各地还竞相模仿复制。四次复制对泥塑的规模、内容不断扩张、升级[注3]：增加了高举党旗、武装抗租、活捉刘文彩以至解放军救囚在水牢的妇女、建立政权、继续革命……的内容；背景用政治口号、毛泽东语录宣谕和衬托。

复制泥塑、陶塑和图片资料展也曾出国到越南、阿尔巴尼亚、挪威、瑞典、芬兰、丹麦、法国、日本等国展出。1974年四川省委拨款32万，集中四川美术学院14人和院外5人，重新复制了一套可以永久保留玻璃钢镀铜群雕。外文出版社先后出版发行的《收租院泥塑雕像》画册有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9个语种的版本。

有研究者指出，这组群雕给人的强烈情绪是“阶级仇恨”，是对中共动员、组织工农运动，调动因财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社会身份差异导致的怨恨，取得政治竞争优势和政权的历史的观念形态的反映。与“喜儿”（《白毛女》）、“周扒皮”（《高玉宝》“半夜鸡叫”）故事一起，成为阶级剥削、压迫的经典象征。在这组群雕配合、推动下的大规模政治教育运动，在气氛、心理、情感上，对文革的发动和文革中斗地主、斗黑帮、斗老师到派性斗争乃至武装械斗，提供了一种合理化的支援。

1972年接到国世界著名的卡塞尔文献展（德国）的展出邀请，未能成行的遗憾终于得到补偿：1999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城举行的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蔡国强对《收租院》进行行为主义式复制并获奖。引发了一场保卫《收租院》的版权争议，和怎样阐释《收租院》的争论。

[注1] 创作组由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应届毕业生李绍瑞、廖德虎、龙绪礼、张德熙；四川省广汉县文化馆美工唐顺安；四川省南充地区民间艺人姜全贵等组成。由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提出资料和布局构思，雕塑系师生和当地美工、民间艺人合作创作。当时新闻报道的署名为“四川美术工作者”，一则是其时集体创作的署名惯例，二则也反映了创作人员多方参与的实际。叶毓山因在后期复制、完善中的贡献而闻名。

[注2] 材料使用和制作过程与民间做“雕塑”的方法相似：按照塑像的动态，用木头、铁丝搭架子，再捆上草绳，用掺合了稻草的泥抹出大致形体；半干后用合沙子、棉花的细泥，刻划细致的部分；并且用烧制的黑色玻璃球当作眼珠，使人物的情态和神采更加逼真；而箩筐、肩担、鸡公车、谷风机、桌椅、屏风、算盘、扇子、草帽、监栅等为现成物。

[注3] 1966年故宫奉先殿版（中央美院、中央工艺美院教师和红卫兵）、1967年3月紫禁城文华殿版（中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组织；四川、北京、上海的雕塑家们应召实施）、1970年四川大邑陈列馆版、1972年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