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政府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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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無政府主義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早期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中國民族主義運動對本國和國外都產生廣泛的影響。19世紀後期俄羅斯的虚无主义和無政府主義傳入中國，成為無政府主義對民族主義運動的主要影響。尤其中國革命人士裡所組成的刺殺部隊，以行刺滿族官吏和皇族的手段來推廣反滿運動，也與俄國反沙皇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和虛無主義者團體所採取的自我犧牲和刺殺手段相吻合。雖然無政府主義和虛無主義是兩種明顯不同的意識形態，但當時歐洲和中國的民間報刊往往將兩者合而為一，也對早期一些中國的無政府主義者產生影響。但由於缺乏中文的材料，這場運動的影響相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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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無政府主義與中國學生的運動
在义和团运动失敗後，許多富裕家庭的子女在滿清政府新設立的留洋計畫下出國深造，最早的中國無政府主義便是在法國和日本的中國留學生裡產生的。到了1906年這個計畫已經送出約500—600名學生至歐洲、約10,000名學生至日本。日本的東京由於地理上較接近中國、相對而言花費也較低，同時兩個國家也較為類似，成為當時最多留學生前往的地方。在歐洲，巴黎成為特別多中國留學生前往的地方，也是因為相對而言較低廉的費用，法國政府也協助補貼學生的花費，同時法國也被視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依據一些說法，滿清政府進行留洋計畫的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將這些激進的學生送離中國，而最激進的學生被送往歐洲，較為溫和的學生則送往日本。如果這個說法是真的話，滿清政府的做法顯然是非常無知的，在歐洲的學生很快便接觸到了當地的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並將那些意識形態和做法完全帶回中國社會。相當有趣的是，無政府主義很快便成為兩地學生吸收最多的西方意識形態，到了1906年，巴黎和東京兩地都成立了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團體。兩個不同的地點、也或許當初所分隔的兩種不同傾向的學生，最後導致兩地產生了不同形式的無政府主義。
依據當時參與運動的李石曾所言，對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團體的影響分為三個部分，包括激進社會主義（Socialist Libertarianism）與無政府主義、達爾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古典的中國哲學。比起東京的留學生團體，巴黎的留學生們更不願接受老子以及古時的井田制度思想。李石曾描述當時巴黎團體裡的成員都是一些曾在中國受過良好文言教育的年輕學生，也都坦承這些教育對他們的影響，但他們仍然排斥、甚至主動反抗將任何中國傳統文化與無政府主義扯上關係。
相較之下東京的學生也受到了同樣的影響，但卻有不同的傾向。巴黎的學生們推崇西方的科學和文明，東京的學生們則將無政府主義的根基建立在亞洲政治的傳統上。在實踐上，巴黎的學生學習世界語，擁護無政府工團主義，受到米哈依尔·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大量影響。相較之下東京的學生擁護以農夫為根基的社會，由民主的村莊們組織為一個自由的聯邦以互相協助和防衛敵人，並將他們的意識形態與道教、佛教和井田制度融合，更偏好列夫·托爾斯泰的思想。或許是受到虛無主義的影響，兩派團體都支持刺殺的手段，但到了1910年無政府主義的轉變則放棄了刺殺行為。
在1900年代初期，無政府主義運動主要仍是西方世界的運動，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們熱情地支持無政府主義，將其視為是西方意識形態裡最進步的思潮，也因此最能遠離那些在他們看來即將滅亡的中國傳統文化。這個立場使巴黎與東京的團體不斷產生摩擦，東京的團體認為傳統文化裡仍有許多好的部分，甚至主張因為他們沒有擁抱西方國家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幻覺，所以他們更容易達成無政府主義的過渡期。
[编辑]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
中國無政府主義在1920年代影響力最大。典型的中國無政府主義者除了釋太虛，代表人物則為於1910年代－1920年代於中國國民政府擔任要職的吳敬恆。
[编辑] 吳敬恆
吳敬恆（1865年－1953年），字稚暉，中國江蘇人。他雖是舉人，但在接觸無政府主義後，成為服膺該主義的追隨者。1907年，吳敬恆前往法國巴黎就學。在參與主編同盟會外圍刊物《新世紀》周刊的革命工作時﹐正值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盛行。深受此影響的吳稚暉在積極參與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的過程中，大力鼓吹互助論，並宣傳無政府主義。之後不但增加張靜江﹑李石等夥伴，也深層促進了孫中山，劉思復甚至蔣中正的天下為公理想。嚴格說起來，孫中山三民主義的某些思想也來自他的影響。於理論上，吳敬恆將無政府主義與發源自孔子所著《禮運大同篇》之「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理想相結合，強調一個沒有強權、軍隊、法律、階級、國界、政府﹔眾生平等，人我無界的無政府治權體制，才是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權。
吳敬恆接蠡的無政府主義雖相當程度影響國民黨與國民黨統治的1920年代末－1930年代的中國，但是在實踐過程中，卻被當權者作為宣傳工具，流於與共產主義相抗衡的籌碼。另外也因中國戰亂頻仍，主義理想過高而無法真正實現。不過總的來說，其思想仍在訓政時期深深影響中國政情。甚至正因他是1970年－1988年台灣實際統治者蔣經國的老師，因此台灣某些相當鬆散的法治觀念、政府體系與自由思想風氣也源於此。今中國無政府主義代表的《禮運大同篇》內容所製成的「天下為公」、「大道之行」、「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標語仍常常於台灣所見。
[编辑] 巴金
本籍中國四川成都，原名李堯棠的巴金，也是中國無政府主義範疇內，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雖然因為意識型態等因素，他極少承認自己對此的貢獻或想法。但是身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最有影響的作家之一的他，作品常常出現無政府主義的影子。事實上，巴金的筆名也是取自無政府主義創始人巴枯寧與克魯泡特金。另外他早期翻譯的《麵包略取》（（理論），俄國克魯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書店； ）與《獄中與逃獄》（（回憶錄），俄國克魯泡特金著，與李石曾合譯，1927，廣州革新書局 ）也深深影響1920年代的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