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窟基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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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窟基地案，又稱鹿窟事件，為白色恐怖初期，台灣最大的一起政治案件。石碇鄉玉桂村因此被清鄉滅村，從此從地圖上消失。

根據當年官方文件所指出，當時的鹿窟山區早有不少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委會的游擊隊在此活動。1949年6月，由於中國的國共內戰勝負已定，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受命到台灣進行內應，書記蔡孝乾主持會議，選定台北縣石碇鄉與汐止市交界的鹿窟作為「北區武裝基地」，由於鹿窟形勢險要﹐向北經玉桂嶺﹑坪林﹐進入姑婆寮﹑倒吊嶺：向南可以通達新竹﹑苗栗山區﹐進可攻﹐退可守﹐東南可以控制基隆沿海側背﹐西邊可以威脅台北地區﹐是建立武裝基地的最佳地點。

蔡孝乾並且計畫成立「台灣人民武裝保衛隊」，9月指派陳本江等人上山勘察。陳本江等人透過關係和鹿窟村民建立交情，並陸續上山「建立基地」。其中作家呂赫若據說也參與在鹿窟的基地活動。

鹿窟事件是發生在1952年12月28日晚上，當時正逢台灣省參議會參議員投票日當晚，有一名穿著便衣的警員突然失蹤，引發警備總部對台北縣石碇鄉進行戒嚴。

根據當時調查局的調查結果，當時的石碇鄉公所總幹事（即公所秘書）廖木盛已經被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委會滲透擔任台灣組織的財政部長，鹿窟村長陳啟旺是台灣組織的主席，公共戶籍員黃碧達是總務部長，共產黨在全省共設有七個據點，石碇鄉鹿窟村是大本營，總指揮官是林松級。軍隊針對石碇鄉實施全面戒嚴後，大肆搜索並逮捕地方人士，全部集中在光明寺的一間不到四十坪的房間內，進行拷問毒打，但是被捕的人中有四分之三都是目不識丁的農人與礦工，包括老幼婦孺，根本全然不知馬克斯主義與「解放台灣」為何物。而且由於鹿窟基地涉案者的「逃亡」或「自新」，於是更多涉案者被捕，逐漸波及全台。

根據統計，石碇鄉、瑞芳鎮、汐止市等地有四百餘位農民與礦工被捕，並被判以不等的刑期。按照張炎憲的研究成果，卅五人被判死刑槍決，自首無罪和不起訴者十二人，其餘九十八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中連未成年的兒童也要坐牢，刑期合計八百六十五年，受牽連的村民達二百多人，形同滅村。張炎憲指出，「鹿窟事件應該用兩個層次來看，一是逃入山區懷抱社會主義理想的青年，一是無辜的村民，但是國民政府將全村的人都抓起來，是權力暴力，且不具武裝基地規模就判死刑槍決，也是違反人權的行為。」。

觀察近代針對「鹿窟事件」的研究結果，不難發現許多與當年官方判斷出入頗大之處。許多研究指出，當年鹿窟事件中，實際為共產黨人者是否真實具有該身份不無疑問。鹿窟當地雖確曾有人懸掛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五星旗，但就連當時指揮大軍掃蕩搜的谷正文，都曾在搜出紅旗後，極盡嘲諷的譏笑「連星星有幾個角都畫錯了」，顯見五星旗之存在，不必然為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所製作懸掛。因此，當年因「中國共產黨之同路人」身份入罪而被執行槍決者，是否真為中國共產黨人，恐需更加詳細確認才是。

許多研究結果指出，在「鹿窟事件」中，鹿窟被指涉為預謀武裝叛變者的聚集地，甚至可能是「武裝基地」，這種說法極可能言過其實，甚至在那個白色恐怖橫行，大興「「文字獄」的年代中，栽贓入罪亦不無可能。根據當年官方文獻指出，所謂的「鹿窟武裝基地」，所具備的武力為：「駁殼槍一枝，另有土造手榴彈一百六十五枚，土造地雷七個，和炸藥兩包、雷管一束、手銬一副。」雖然依照判決書所稱，土造手榴彈和地雷，是一些當礦工的村民從礦場偷來的，但是實在說，這樣的武力與其要硬說是「武裝基地」的武力，還不如說被栽贓入罪的可能性還比較大些。而為了要叛變，卻僅只準備一柄槍械，一副手銬，在叛亂行為中，究竟能起多少作用，顯然不無疑義。

另外，當時所謂之中國共產黨在台活動成員，在當時氣氛肅殺的白色恐怖年代中，是否真有可能存在？或真如民間傳聞僅只是二二八事件避難者，顯然更是歷史考究中不可不予詳加細查的重點。事實上，這也正是台北縣政府於2000年12月29日，於鹿窟菜廟（今名為「光明禪寺」。）原址附近建立紀念碑時，碑文第一段便提到發生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最主要的緣由。

1998年，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鹿窟事件調查研究」(張炎憲主編)為第一本有關此事件的完整調查。2000年12月29日，台北縣政府在台北縣石碇鄉光明寺附近興建鹿窟事件紀念公園，而光明寺就是當年用來囚禁村民的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