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胜谁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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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战胜谁是毛泽东念兹在兹、萦绕于心，发动文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早在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初期，列宁就引用“谁战胜谁”这个著名短语来概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普遍问题。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也用它来指称自己需要全力以赴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它描绘出一幅尖锐对立的社会图景，熔铸了一种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军对垒”、“你死我活”的感知－思维模式和行为－情感模式。根据这样的基本假设，就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提出的经典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一样，成为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认识判断和政策制定中的首要问题。其紧迫性与中共打天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年代相同。
这一模式系统否定了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即，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态之间的矛盾”，全党全国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随后的匈牙利事件（1956年）、反右（1957年）、庐山会议（1959年），使毛泽东认定阶级斗争仍是我国的主要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本来有沿着八大思路梳理、探索的迹象，但在它公开发表前反右派斗争已经开始，由于当时对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在这个讲话稿的整理过程中就加进了强调阶级斗争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解决所有制改造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进一步地、彻底地“在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战线上，都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121-122页）
从此，这一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严重课题，而不是经济建设成为了中共的中心工作；并在文化、道德、教育、学术、科研……几乎所有领域打下了烙印。从路线到方针政策，从思想改造到不间断的政治运动，都纳入了谁战胜谁、“反修防修”的思想轨道之中。比较起对用数字管理的天性隔膜和屡战屡败的经济建设，毛泽东似乎更娴熟于政治斗争领域，在其间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创意迭出、心旷神怡。更能战而胜之。这一思维模式，是把敌情估计得格外严重的放大镜、哈哈镜。通过它的孔径，即使是与政治、阶级斗争、军事毫无关系的地方（学术界、文化界），也到处都充满了颠覆、复辟的种种危机，充满了“战略”、“战役”、“阵地”、“阵线”、“人民战争”、“决战”、“制高点”、“突破口”等两军对阵、立决生死的战争状态。“谁战胜谁”的焦虑，已经成为他利用意识形态的同构惯性，逼迫中共高层就范，以破解社会矛盾，并走上个人重返权力中心的终南捷径。
在现代博弈学看来，谁战胜谁的竞赛实际是一种零和博弈，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游戏。1990年代邓小平提出绕开姓“社”姓“资”死结、“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解题思路，认定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私有成分和股份制经济等）的发展并行不悖，不存在“你死我活”的对抗，两者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加强。但在反对自由化和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颠覆等问题上，官方意识形态仍保留（也限制其适用范围）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概念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