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馬回教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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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馬來西亞伊斯蘭黨，簡稱回教黨，原稱(Persatuan Isalm Sa-Malaya/Sa-Tanah Melayu)，至1971年其下式的全稱才改為Partai Islam Sa-Malaysia，是馬來西亞唯一一個由獨立迄今持續活躍的反對黨。

在左翼的馬來國民黨滅亡後，其黨員及支持者除馬共與巫統外，主要還是流向人民黨及回教黨。

回教黨在思想意識上與馬來國黨反殖民、爪哇式民粹主義與大馬來(Melayu Raya)民族主義的傳統是一致的，不過其社會主義色彩並不鮮明，反倒是十九世紀末才自中東興起的回教改革（現代化）思潮對其影響深遠。

回教黨在組織上脫胎於巫統。1950年，為了抵銷兩個已遭殖民當局壓制、但勢力猶存的回教團體之影響，巫統主催了一場回教學者（ulama，或謂回教的宗教師）的大會，並因之促成了泛馬回教學者協會（Persatuan Ulama Sa-Malaya）之成立。

翌年協會改名為Persatuan Islam Sa-Malaya並逐漸脫離其母體巫統，惟直到1955年大選前夕，在政治上並不活躍。

1955年大選，回教黨只取得聯合邦議會五十二席中的一席，其餘全為聯盟囊括，當時也未舉行州議會之選舉。

回教黨的崛起不僅吸引了不少來自前馬來國民黨，泛馬最高宗教理事會與回教徒黨的活躍份子，也成了巫統黨內外反對者的另一選擇。這無疑有助於早期回教黨的壯大，與此同時卻也帶來了一一些問題，那就是激民族主義者、回教改革者（Kaum Muda）與傳統守舊回教徒（Kaum Tua）之間的矛盾不易調和。

黨內的激進民族主義份子部份帶有世俗與社會主義色彩，具回教改革意識者則多來城鎮中的中產知識階層，而傳統派的主力則是回教黨基層經營的靈魂人物──一些保守和回教學者及教師們。

前述矛盾可以從Burhanuddin Al-Helmy在領導回教黨時期所面對的黨內挑戰窺見端倪。

Burhanuddin 是在1956年12月中詢才加入回教黨，12月尾即在黨代表大會，以八十四比十二的懸殊票數，擊敗其對手Zulkifli Mohamad，被選為主席。

回教黨在Burhanuddin的領導下迅速壯大，1959年大選以十三席國會議席與四十二席州議席的成績震驚全國，並奪下吉蘭丹與丁加奴兩州的執政權。

本屆大選成績，回教黨除了在霹靂奪得一州席外，其餘所有國、州議席皆來自吉蘭丹及丁加奴的大本營。其中丹州卅席州議席中，回教黨奪得廿八席，丁加奴廿四席中，奪得十三席，順利執政。

1961年，由於部份州議員變節，跳槽巫統，導致丁加奴州政權丟失，但此後回教黨在玻璃市、吉打、丁加奴及吉蘭丹，長期展現強大的影響力。

1964年大選，聯盟大勝，回教黨只獲得廿五席州議席，九席國會議席，勉強維持他的傳統勢力範圍。雖然保住了丹州政權，但國會得票率從1959年的廿一巴三巴仙跌至1964年的十四點六巴仙。

1965年，由於黨主席Burhanuddin涉親印尼活動而被捕。

1969年的大選中，回教黨獲得十二席國會議席，四十席州席，國會得票率為廿三點八巴仙。

五一三事件後，巫統成功將心腹大患回教黨收編進國陣陣營內。這方面的努力早在1970年12月已開始，但是由於回教黨內部的反彈而作罷。

但是，以黨主席Mohamad Asri為首主張與巫統合作者取得主流的地位，雙方的不斷接觸，終於在1973年1月達成協議，並在1974年6月1日國陣正式成立時，與民政黨、人進黨、砂勞越人民聯合黨、砂勞越聯盟、及沙巴聯盟各黨大結盟。

但是，此舉卻造成黨內的紛爭加劇。

與此同時，在回教黨加入國陣後，兩黨之間的矛盾並未消泯，在巫統鼓動下，造成回教黨發生內爭分裂而大傷元氣，最後，回教黨在1977年尾因「丹州危機」脫離國陣，結束短短五年的盟友關係。

「丹州危機」使回教黨與巫統的關係鬧僵，這事件引發的群眾示威也趨激化之勢。巫統於是在國會促成丹州於1977年 11月8日進入緊急狀態，並由中央暫時接管州政府，直至1998年3月州選舉為止。

由於黨爭惡化，黨譽也受損，使該黨不但在接下來的大選中失去吉蘭丹州的江山，也使該黨走向末落。

這種情況直至1982年，黨主席Mohamad Asri Muda下台，回教黨提出建立「回教國」的理念後，才出現轉機。由Yusof Rawa 頂替。

邁入1980年代，回教黨在中東回教復興運動的影響下，該黨內部具原教旨主義傾向，且大多有中東教育背景的少壯派已經崛起。

在1982年大選中，回教黨在丹州共奪下四國十州，得票率雖未見突破，但已有逐漸恢復傳統勢力的跡象。

2005年6月1日至5日，回教黨在全國大選慘敗後首次代表大會，掀起改革風，多名專業派領袖打入領導層，取代以宗教師為班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