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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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衡（Hsuehheng，或Xueheng），指一個學術流派、文化流派（學衡派），一個組織（學衡社），或一個刊物（《學衡》雜誌，英译：The Critical Review）。
學衡宗旨：“論究學術，闡求真理，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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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背景
1912年民國成立，確立民主共和政體，思想文化上步入自由時代。儒家思想失去官定國家信仰的地位，歐美各種新文化思潮湧入中國，造成對於傳統文化的衝擊。一方面，各種西方近世文化流端風靡一時，一方面中國文化受到盲目歪曲貶損，面對“學風否變，佹說橫流”，學衡派乃起而刊行《學衡》雜誌，鍼砭時弊，“樹立了一面旗幟分明的大旗，擔負起中流砥柱的重責大任”[1]。
[编辑] 辦刊概況
[编辑] 緣起
早在國外，1910年代中後期留美中國學生群體當中，以對中國文化、文言文及白話文的意見分歧，可以分爲兩派，一派以梅光迪、胡先骕等人爲代表，認同、捍衛中國文化，及文言文；一派以胡适等人爲代表，認爲西方文化高於中國文化，主張全盤西化，意圖打倒文言文，推行白話文。這些留洋學生回國后在國内形成兩派，維護中國文化派以南京大學為中心，胡先骕、梅光迪、吳宓等人先後來到南高、東大。1917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胡先驌則在《南高日刊》上發表《中國文學改良論》，白話文和文言文文學之爭日益成爲導火綫。1920年胡適出版白話文詩集《嘗試集》，隨後胡先驌撰《評〈嘗試集〉》，但“曆投南北各日報及各文學雜誌”，無一為之刊登[2]，胡先驌遂和梅光迪等人商量自辦刊物，得到劉伯明的支持，隨後吳宓、柳詒-{徵}-等人也加入。1921年10月，學衡雜誌社成立。1922年1月，《學衡》雜誌創刊。
文學的起因是表象，文化的因素是要因，在那個文化開放不久的轉型時代，中國文化傳承的使命感，是學衡誕生的根本緣起。《學衡》雜誌雖因文學評論而起，卻非純粹文學方面的刊物，雖和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進行所謂新文化運動的《新青年》常持不同主張，卻並非論戰刊物，而是綜合的學術刊物。
[编辑] 《學衡》雜誌
《學衡》雜誌以位於南京鼓樓北二條巷二十四號的吳宓寓宅作為辦公之所，第一次會議公推吳宓為“集稿員”，柳詒-{徵}-為《發刊辭》執筆人。按梅光迪“脫盡俗氣”的主張，不設社長、總編輯、撰述員等名目，發表於《學衡》第三期上的《學衡雜誌簡章》中則署“本雜誌總編輯兼幹事吳宓”。
1921年11月，《學衡》第一期完稿，1922年1月，《學衡》雜誌正式出版。《學衡》為月刊，至1926年底停刊，出刊60期。1928年復刊，改爲雙月刊，1930年停辦一年又零星出刊，至1933年7月停刊，又出19期，共79期。
[编辑] 《學衡》雜誌分析
《學衡》雜誌是中国最早的綜合性人文學術刊物，涵蓋了文化、文学、史学、哲学、宗教、伦理、教育以及政治等諸多領域。如同中國科學社主辦的《科學》雜誌對於中國現代科學研究的啓蒙一樣，學衡社主辦的《學衡》雜誌是中國現代人文學術的啓蒙刊物。
據統計[3]，在《學衡》雜誌上發文較多的學者有：
- 柳詒-{徵}-：49篇
- 吳宓：35篇
- 繆鳳林：22篇
- 王國維：20篇
- 胡先驌：15篇
- 湯用彤：7篇
- 劉伯明：6篇
- 梅光迪：5篇
[编辑] 學衡派刊物
除了《學衡》雜誌，學衡派成員的刊物尚有《史地學報》、《文哲學報》。學衡的黃金時代在其創辦後的最初數年，1928年復刊后的《學衡》已難比往昔。1923年11月劉伯明病逝，1925年1月郭秉文因黨派勢力介入被免職引發易長風潮，都對學衡社造成重大的負面影響。到1932年後，《國風》半月刊取代《學衡》成為學衡派的主要刊物。
[编辑] 學衡派
學衡的宗旨中明確宣示“无偏无党”，因此，如果說學衡是一個組織，也是一個鬆散的組織。依學衡的最初精神，凡在《學衡》雜誌發文之人，通常視為學衡成員。學衡派成員雖有共同的旨趣，但仍有各自觀點的差別。
[编辑] 學衡人物
學衡派主要人物
- 劉伯明：作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精神宗師，同樣以其人格力量擔當著學衡的精神領袖。
- 柳詒-{徵}-：現代中國文化宗師，學衡的國學支柱。
- 梅光迪：《學衡》雜誌的發起、籌辦人。
- 吳宓：長期擔任《學衡》雜誌主編，所費心力最多。
- 胡先驌：學衡核心人物之一。
學衡派是一個文人群體，成員多為飽學之士，他們往往学贯中西，因此構成了當時向現代文化社會轉型時代中國的精英文化群體。在以上五位核心人物之外，还有蕭純錦、馬宗霍、邵祖平、湯用彤、徐则陵、王國維、繆鳳林、張其昀、陳寅恪、梁啟超、黃節、林損、王易、张歆海、郭斌和、景昌極、王焕镳、劉永濟、吴芳吉、趙萬里、胡夢華、張蔭麟、向達、鄭鶴聲等人。
[编辑] 學術
文化
哲學
文學
史學
教育
[编辑] 思想
學衡派是一個學術流派，也是一個文化流派，存在其思想主張。
[编辑] 中國文化
學衡派認爲，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具有永恆的價值，是構成民族文化的基石。孔子是中國文化的集大成者和開創者，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的主軸。
學衡派認為，從上古至秦漢“為吾國人創造文化及繼續發達之時期”，“自漢以降，則為吾國文化中衰之時期”。學衡派認為，先秦諸子學説均有其價值，並且彼此間存在交互聯繫，同時孔子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主張恢復孔子的歷史地位。
學衡派不贊成把孔教當作一種宗教。“欲比孔子於耶穌、穆罕默德，以孔教為標幟，是皆不知孔子者也”。認爲孔子“不假宗教以惑世”，而立人倫道德，中國以人倫立國，西方以宗教立國[4]。
學衡派柳詒-{徵}-的基本觀點，是堅持中國文化本位，尊重自己祖先創造的傳統文化。他認為各國文化歷史各異，對外國文化的吸收應當在維護、尊重和改造本國歷史傳統的基礎上進行，不能盲目輸入。
[编辑] 儒家思想
學衡是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源頭。學衡派認為，“以儒家之根本精神，為解決今世人生問題之要義”。
學衡派把中國社會的病源歸于不真正實行孔教。“盖中国最大之病根，非奉行孔子之教，实在不行孔子之教”，並具體指出今人悖於孔子之教的事實，比如，“孔子教人以仁，而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仁。孔子教人以義，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惟知有利。孔子教人尚誠，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務詐偽。孔子教人尚恕，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務責人而不克己。孔子教人尚學，而今中國大多數之人皆不悅學。總之，孔子之教，教人為者也。今人不知所以為人，但知謀利，故無所謂孔子之教徒”[5]。認爲君主專制政治和科舉制度對孔子之道的利用和歪曲是孔教不能完全實行的重要原因。對於孔教，須推倒秦漢以來諸儒之流弊，返孔孟原始儒家，“返本開新”。
“在現代科學昌明的物質狀態下”，只有儒家思想，才能“使吾中國人免蹈近百年來歐美生計組織之覆轍，不至以物質生活問題之糾紛，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並認爲儒教是世界之光，以儒教拯救當今物質社會，“此吾儕對於全人類之一大責任也。”[6]。
[编辑] 道德理想
學衡派倡導以道德構建理想社會，德化天下，以人文道德拯救现世世界。提倡君子之德，注重人格修養。
[编辑] 人文主義
從文化理念上看，學衡派持人文主義，在很大程度上是中西人文主義在現代社會的結合。中國人文主義學者柳詒-{徵}-源溯孔夫子，孔夫子被看作是人文思想的鼻祖。西方新人文主義導師白壁德遠宗亞裏斯多德及柏拉圖、蘇格拉底，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人從孔教，又都是白壁德的弟子。劉伯明亦融通中西，是中國現代人文主義的先驅。人文主義的基本觀念是尊重人本，崇尚理性。
[编辑] 對各種思潮的評價
西方宗教：
實用主義（實驗主義、工具主義）：
科學主義：
白話文運動（新文化運動）：
學衡派一致地維護文言文。胡先驌主張文學改良，反對白話文“文學革命”。學衡派認爲，文言文和白話文並非舊與新的關係，“文學乃由古今相孳乳而成”。反對廢除文言文和白話文專制，認爲文言文和白話文可以并存，“各行其是，各擅其長”。
學衡派認爲應當“文以栽道”，“立言首貴立誠”，“不偏不黨，不激不隨，平心而言不事謾駡以培俗”。針對新文化運動派的風氣弊端，提出：“一不志乎利。二不趨時勢。三不尚術（術者，欺世盜名之方，沽名釣譽之具，政客之所管用，而文人所宜擯斥也，世風不古，為術滋多。簡以言之，厥有五端，一曰標榜，二曰假勢，三曰乘機，四曰籠絡，五曰恫嚇）。四不濫著述。五不輕許可（文人不能相輕，亦不能濫相推許）。”[7]
共產主義：
國家主義（國家社會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