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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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建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简称中央文革小组。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此时，它的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这五个人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该机构于1966年5月28日成立。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等。

同年8月2日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1967年1月12日《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相继被打倒。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

1967年因“二月逆流”导致“四帅”（指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三副”（指李富春、谭震林、李先念三位副总理）要么被打倒，要么被排挤，要么被冲击，这七位全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上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已经被打倒，朱德、陈云“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谢富治。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中央文革碰头会”。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有一封1967年8月22日到达北京的从山东省寄“北京文革小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寄封没贴邮票——因为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邮寄文革信件的几项邮资规定中有一条为：如寄件人有实际困难要求免费邮寄的，按部党组电党字第07号密电办理，即可免费，但不必对外宣传。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中央文革自动消亡。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而此前，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被判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或受到不公开的批判（陈伯达、康生）。